近期，“房叔”“房姐”“房妹”等一系列事件的發酵，引發了各界對官員家庭財產的關注。有專家由此提出，應以房產信息公開作為官員財產公開的突破口。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健全反腐敗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風險，防止利益沖突，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

從2012年起，浙江、江蘇、廣東等地陸續探索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引發各界持續關注。近日，記者走進部分試點地區，目擊試點進展，傾聽干群心聲。

試點方式各異：“一刀切”還是“分步走”

記者走訪廣東、浙江、江蘇等地發現，各地對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進行了因地制宜的多樣化探索。

2012年7月，《珠海市改革創新研究報告》提出，將推進珠海“制度反腐”體制機制創新，可在橫琴新區進行處級領導干部個人財產申報試點。據了解，珠海市處級干部的個人財產情況通過內部網絡向全區干部職工公示。

廣州市紀委常委、新聞發言人梅河清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南沙區試點領導干部財產公開申報的范圍是處級以上干部，包括新提拔的市管干部，以及從區外或其他部門調入南沙區的處局級干部。

與珠海、廣州的試點有所不同，江蘇省淮安市在“擬提拔干部”中率先實行財產申報公示，范圍包括市管的處級干部、市直單位和區縣管理的科級干部，申報內容主要在擬提拔干部的單位內部進行公示。

而在浙江省磐安縣，“干部財產任前公示”僅限于在競爭性選拔干部中探索試行。《擬提拔領導干部財產申請表》的詳細內容，在公示對象所在單位公示。對群眾特別關注的“房產、車輛、收入、投資”等四項簡要內容，在全縣政務網、黨建網等網站公示，并設立舉報電話，接受干部群眾監督。

“不管是‘一刀切’還是‘分步走’，各地在官員財產公開方面進行的多樣性探索實踐畢竟是一個良好的開始。”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田芝健認為，全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對不同層級官員的制度要求有廉潔共性和崗位個性差異，但官員財產公開探索必須回應民眾對政府官員“為民務實清廉”的新期盼，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公開壓力何在：公眾的目光是反腐第一道防線

對于磐安縣旅游局副局長虞曉峰來說，財產公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壓力。在2012年9月的任前財產公示中，這個擁有“三套房子、一輛汽車”的副科級干部受到網民的強烈質疑。

“我參加工作17年，在國企、報社等多個崗位干過，老婆參加工作也20年了，靠奮斗積累家庭財產難道有錯嗎？”談起這起風波，虞曉峰至今感到有些委屈。他給記者算細賬，三套房子總價150萬元左右，但房貸就有80萬元。“我現在出去招商，經常被認出來。但我心里很坦然，愿意接受所有人的監督。”

在2012年廣東省公選省外經貿廳廳長的過程中，考察對象被要求填寫《廉政報告表》，也就是“曬家產”。

此次公選的考察對象、南沙區常務副區長孫雷說：“我自己的家底我都填了。作為政府公務人員，公開財產讓自己成為‘透明人’，接受干部群眾的監督，是一種社會進步。”

“我必須如實填寫，否則同事要反映不實情況。”當選的廣東省外經貿廳廳長郭元強說，填寫廉政報告的內容細化到持有的股票，有沒有接受過別人的禮金券等，這些都要向考察談話對象公開，“誰也不敢不如實填寫”。

除了帶來壓力，財產公開也讓很多年輕干部心里多了一道防線。“我覺得公示后最大的變化，就是感覺時刻有人看著我。對干部而言，這不僅是一種監督，更是一種保護。”磐安縣委副書記、“80后”干部左雨霖說。

一些干部對如何確定財產公開與隱私保護的界限表示擔憂。“我在辦公室寫材料，既無決策權，也無執法權，有必要公開所有的家庭財產情況嗎？”一位市級機關的科級干部說。

積極穩妥推進：傾聽民意完善配套機制

對于官員財產公開的探索，一些群眾提出，“民意早已過河，實踐為何總在摸石頭”。田芝健教授表示，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包括官員財產公開在內的政治體制改革，離不開更好地傾聽民意，離不開繼續探索前行。

田芝健認為，應深化對公共權力公開運行規律的認識，既通過“摸石頭”深入調研論證，推進改革，防止在改革浪潮中偏離正確方向和改革初衷，又不因為強調“摸石頭”而貽誤改革時機。試點地區要在改革中發現問題、取得經驗，減少改革失誤，降低改革成本，同時也應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化壓力為動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官員財產公開是反腐“利劍”，但發揮作用還需一系列配套機制。廣東省委黨校副教授張長明建議，應搭建官員財產公示的核查監督體系，并讓老百姓參與監督。尤其是要打破當前不同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建立房產、存款、債券等財產信息統計平臺，為財產公示核實提供技術支撐。

“各級反腐部門近期不斷查處大案要案，提高了群眾對財產公開制度的期望值。”梅河清說，財產公開制度確實是陽光法案，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但也不可能“包治百病”。財產公開制度目前還在試點階段，要與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綜合配套，才能產生防治腐敗的積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