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煜    每經編輯｜董興生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呼之欲出。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部署了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和方向。

“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收？怎么用？財稅體制改革關乎政府職能的調整，更與你我的生活緊密相關。在8月31日晚播出的CCTV財經《對話》中，一場觸及經濟社會生活的討論從一個“稅”字展開。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聯辦財經研究院首席專家許善達，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兩位親歷了改革開放以來重大財稅改革的見證者現場解讀這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動因與方向，《每日經濟新聞》副總編輯韓瑞蕓作為媒體代表出席并參與對話。

圖片來源：CCTV對話微信公眾號

再談央地財政關系：先劃分事權，再劃分財權

改革總在問題中應運而生。1994年，針對“財政包干”體制的種種弊端，以及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關系的失衡，我國推出分稅制改革，至今已有30年。當改革發展到今天，中央發出“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信號，指向的又是哪些問題與宿疾？

有聲音指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是對地方財政問題的一個回應。近年來，地方財政的風險隱患接連暴露，例如基層財政困難、地方隱性負債、土地財政短期行為等，尤其是伴隨房地產行業的波動，地方政府原先倚仗的一大塊財力走上了下坡路。“這造成一種新的倒逼。”賈康坦言。

那么，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如何緩解地方困難？

許善達認為，目前的問題在于政府間的收入和職能不均衡：地方政府收入占總財政收入的50%出頭，但支出占了總財政支出的85%。“我認為首先（要）調整的（是），地方政府不應該承擔80%多的支出。”許善達說。

許善達舉例道，養老應該由中央政府管理而不是現在的分省統籌，按照地區搞養老制度，受損最大的是跨行政區劃的就業人員；而基本住房應該由地方政府負責，因為居民在當地就業。“在確定事權的前提下，再來確定收入歸屬。”許善達說。

此次中央有關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相關決定中，一大重頭戲便是完善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包括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

許善達強調，給地方增加稅收、增加稅源，并不是說一定會造成中央收入減少。“這只是一種措施，還有把地方的錢集中到中央的措施，所以最后的比重要根據新的職責和稅種的收入劃分。”許善達說。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事權與財權的重新調整也會引起地方利益和政府部門利益的調整。賈康表示，事權合理化不是簡單地講走集權之路還是分權之路，要落到形成可操作的事權一覽表和支出責任明細單，文件的形成過程也一定要征求各方意見，包括地方意見。

另一方面，針對地方財政問題，賈康認為還有一個“釜底抽薪”的法子，就是把分稅制在省以下貫徹落實。賈康表示，1994年以來，分稅制實際僅在中央和省為代表的地方之間沿襲了下來，而省以下分稅制沒有真正落實，仍是五花八門、復雜易變、討價還價色彩濃厚的分成制與包干制。

賈康 圖片來源：CCTV對話微信公眾號

“沒有一個規范性和穩定性的基本局面，就非常容易產生基層財政困難、地方隱性負債、土地財政短期行為等問題。”賈康建議，把財政的實體層次減少到三級，按照中央、省、市/縣的三級框架分稅，才可能把分稅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貫徹下去。

稅負變大還是變小？專家解讀房地產稅、所得稅改革動向

財稅體制的每一次改革都會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激起層層漣漪。對企業和個體來說，其最關心的問題不外乎稅改之后，稅負變大還是變小？但這并不是可以簡單回答多或少的問題。

許善達表示，從宏觀稅負的角度來看，國家需要多少稅由多個因素決定，包括國家安全的需要、公共服務的標準、稅負對企業全球競爭力的影響以及征收成本，要綜合、平衡考慮多個因素，來決定我國宏觀稅負要到什么水平。

那么，個體與企業能從這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謀劃中捕捉到哪些信號？

中央有關決定提出，健全直接稅體系，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動性所得統一征稅。其中，在個人所得稅這一項，許善達和賈康一致認為，最高邊際稅率應當下調。

許善達指出，“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在全世界范圍來看都是很高的，高稅率原本是想調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但事實上很多時候沒有發揮作用”。許善達舉例道，一些高科技人才與企業進行入職談判時，都要求稅后工資達到一定標準，企業為了滿足這些人才的要求，只能把稅率加高的部分計入名義工資，這實際上增加了企業成本。

在高科技企業的全球競爭中，人才的重要性愈發凸顯。“高科技企業里智力投資成本占的份額很大，這部分稅負重了，對整個企業的成本增加是很多的。”許善達說，“我們要競爭、吸納更多高科技人才，在這個問題上就要來通盤考慮我們的個人所得稅制度。”

直接稅體系中，長遠來看，還有一項備受關注又有爭議性的稅種——房地產稅。

房地產稅會不會收、怎么收？賈康認為，在國家層面要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這是必須做的，只是由于房地產行業下行等因素，當下不具備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擴圍的時機。“但是我強調的方向是沒有變的，必須在這方面尋找合適的時機。”賈康說。

許善達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房地產稅作為一種財產稅，從法理上說，財產稅要向財產所有者征收，但在我國，土地歸國家所有，購房者所有的財產是建筑物。“如果對建筑物收財產稅，我是贊成的。”許善達說，但他認為，將房價包含的土地使用費放在一起征收不符合基本法理。

許善達 圖片來源：CCTV對話微信公眾號

對此，賈康認為，從其他地區經驗來看，并不是以終極產權為征稅依據。例如在英國，無論是否擁有房產所在土地的所有權，都一視同仁征收“市政稅”；在中國香港，土地的終極產權沒有私有過，但也早早開征所謂的“差餉”——相當于現在說的房地產稅。

財政政策如何發力：消費是基礎，有效投資是關鍵

財稅體制改革是經濟工作這盤大棋局的其中一步。在“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其他財政政策也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熱議。例如，多位專家曾建議，通過發放消費券的方式提振消費，但這一措施的效果有多大，引發了不同的討論。

許善達認為，消費券不是天上掉的餡餅，老百姓把消費券花出去，企業收到消費券要跟政府換錢，才能買原料、發工資，因此消費券是用政府負債的方式強制個人消費。如果要發消費券，企業就要考慮其商品在消費券適用范圍能否擴大收入，同時財政還要準備好足夠的現金。

賈康則補充了另一種形式的消費券，不同于許善達描述的限期代金券，還有一種是政府跟企業聯合發放的優惠券，拿這類消費券買東西或者到飯店吃飯，可以享受優惠。“這個促銷券就等于地方政府把促銷帶來的經濟景氣的增值稅提前預支，是自己算得過來賬的關系。”賈康說。

但賈康同時強調，在整個社會再生產的循環里，中央的表述值得我們深刻領會：消費是基礎，但有效投資是關鍵。賈康認為，從消費的刺激鼓勵來說，有一些手段可以收一時之效，但支持持續消費的源頭活水一定是有效投資。

何為有效投資？

從投資結構來看，許善達指出，近年來民間投資的增長率較低、占總投資比重下降，由此產生的一個問題就是就業問題。“民營企業是主要的就業來源，國營企業投資主要是面向基礎設施，這種對于就業的增長是不多的。所以現在咱們鼓勵民營企業投資，就希望能夠在就業增長上發揮作用。”許善達說。

“就業機會使老百姓有穩定的收入，以及心理上有安定感、敢花錢，再配上社會保障，解除后顧之憂，把這些全配齊了，消費支撐力作為基礎作用才能夠不斷地體現出來。”賈康解釋道。

賈康表示，當前在擴大內需方面，政府通過加大特別國債和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力度推動有效投資，很多是國有經濟成分首先進入的領域，在提升經濟景氣后，要提振民營經濟的信心，改善民營經濟部門的預期，讓他們敢做更多、更廣泛的增加就業機會的投資。此外，賈康指出，雖然宏觀層面中央態度很好，政策也符合民心，但企業的實際感受仍然有溫差，“企業自己的感受沒有到位，‘自己人’的待遇沒有很好落實，這些事情要一并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