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 劉煜輝

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這是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抓手。

事實表明，關于稅制改革的方向，其實早就在提。

目前而言，最可行的減稅方案包括：降低與百姓生活必需品的流轉環節的稅率，或將增值稅率由17%降至13%。這種調整既可惠及全民，又可應對通脹。

亟待轉型的中國一直渴望推動稅制變革。最近在上海試點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就贏得了各界的支持與好評。在此次試點之前，營業稅和增值稅并存，意味著在對生產投入征收了一次增值稅后，又對銷售收入征收了一次營業稅，即對生產投入雙重征稅。

“十二五”(2011~2015年)規劃指出，將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相應調減營業稅等稅收，合理調整消費稅范圍和稅率結構，完善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和服務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同時，逐步建立健全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全面改革資源稅，開征環境保護稅，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改革。

與減稅對應，從財稅體制的改革方向看，“十二五”中國潛在的結構性加稅也在推進。其中，特別是房產稅改革、環境稅開征等，都將有利于結構性的擴大稅收范圍。

中國的財政機制是以支出定收入，尚未建立真正意義的現代國家的嚴格預算制度,故此稅收的迅速增長不太可能形成對應的財政盈余結轉至下一年。

正因為擴張的財政支出，政府才產生很大的融資需求。同時，財政的擴張，也使得中國的宏觀經濟結構近年來發生顯著的變化。最近8年，中國的投資率上升了11個百分點 （從2002年的0.38上升至2010年的0.49）。與此對應，中國的家庭消費率下降了10個百分點（從2002年的0.44下降至2010年的0.34）。

高強度的投資擴張，宏觀上反映了大規模部門之間財富的移動。在這一過程中，私人部門（體制外企業和家庭）財富的轉移為投資的持續繁榮提供了補貼。比如銀行長時間將家庭儲蓄利息率鎖定在極低的水準，私人部門的企業和居民承擔了較高的宏觀稅負（這包括政府收入高速增長和公共福利供給嚴重不足），以及政府為了支撐龐大的公共投資，將房地產演變成融資的機制，家庭被樓市泡沫和通貨膨脹強制隱形地抽稅。

有研究認為，中國減稅的前提是政府經濟活動減弱和財政需求的下降，這樣結構性減稅空間才能被拓展。

12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調明年的經濟政策，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樣的表述通常被理解為強調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和延續性，而經濟政策的定性有共識的經濟數據的判斷標準。比如官方文件說今年是“積極的財政”，但今年的實際投資需求增速下降了10個百分點，財政原定預算9000億赤字，但最后執行下來或會是3000~4000億財政盈余。所以更需關注會議所強調的經濟政策的細節。

在我看來，中國長期政策拐點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財政支出從擴張轉向收斂。這是判斷未來中國經濟走向成功轉型的邏輯起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中求進”的定調。如果“穩”體現為財政支出的收斂，而“進”則體現為首次明確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實質性地扶持私人部門經濟的發展，培育企業家精神，提升就業的結構。為此，財政需要為信貸資金更多流向中小企業提供風險補貼；需要實行對中小企業有利的特別優惠條款：對大部分中小企業免征營業稅、提高營業稅起征點；提高中小企業設備折舊率等。

實現這一目標要求中國政府目前的支出結構需要從基建大幅轉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保障房，使政府進一步向公共財政轉化，這四項目前在財政支出中的占比才只有34%，相較發達國家還有很顯著的提升空間。比如，醫療開支在一個10萬億財政支出結構中規模才有5000多億，中國的藥價又如何可能降得下來呢？中國需要考慮國有資產私有化政策來彌補養老金和醫保賬戶的巨大缺口。

這些對于宏觀結構來講最終就是一個方向，讓收入重新盡快從企業和國有部門手中回到家庭，逆轉家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持續下降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