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葉檀

3月21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在演講中提出，在我國的勞動力成本當中，社會保障的提取通常占到職工工資總額的40%，這與發達國家相比高出很多。周教授建議通過改革降低上述制度成本。

2014年末，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舉行的聯組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馬凱表示，現在的養老保險繳費水平確實偏高，“五險一金”已占到工資總額的40%至50%。《北京青年報》今年1月報道，在與125個國家的社保費率對比分析后，只有11個國家的社保費率超過40%，而且主要是發達的福利國家。

人社部今年1月作出解釋，我國5項社會保險費率中，主要是養老保險費率偏高。而其他4項社會保險費率之和在12%左右，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養老保險費率之所以偏高，有三個原因：一是因為制度設計時保障當下，為未來積累部分資金；二是轉軌成本，已退休的老人和中人沒有積累或者積累較少需要現在繳納者彌補；三是為應對人口結構改變作準備。

處于工業化初期的國家通常沒有社保，或者社保程度較低，不僅因為當時的經濟競爭中勞動力成本是重要因素，也因為沒有與高保障相匹配的分配機制與稅收機制。所以在西方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工業化初期大都較為血腥，特權資本橫行，實行高社保稅的結果往往會讓社保成為權貴盤中餐。

正因為如此，社保制度應該是一個與稅收、法治完善密切相關聯的漸進的過程。

美國是因為大蕭條倒逼建立了基礎保障制度。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羅斯福總統于1934年成立經濟保險委員會，次年公布社會保障法；1939年增加了傷殘保險和老年配偶養老保險；1965年增加了老人醫療保險，1972年又增加了殘廢者醫療保險。但即便如此，到目前醫改仍然是美國的敏感社會問題，各方僵持不下。

歐洲也有相似的發展過程。根據1907年的一份對14個歐洲國家的研究報告，有8個國家建立了由國家管理的工傷事故保險，4個國家建立起強制性疾病保險，只有德國實施了強制性養老和殘疾保險。當時不僅保障程度低，并且疾病與工傷保險惹人關注，恐怕與當時生產環境惡劣，疾病叢生、工傷多發有密切關系。

我國的社保保障程度與歐美發達國家在大致相似的工業化時期相比，毫無疑問是有巨大進步的。不過，為了支付目前高昂的社保費率，也造成用工單位成本大幅上升。

會計專家馬靖昊曾舉例拆解工資的社保構成：某一雇員目前月薪8000元，在扣除五險一金及個稅后，可支配工資收入6053.9元。假設雇主為之加薪2000，該雇員稅前工資漲到1萬元，不過如上所述，在扣除各項后該雇員每月到手工資為7454.3元，較此前的6053.9元增加1400.4元。而雇主為了這增加的1400.4元付出的代價是，用工支出由此前的11528元增至14410元，即多支出2882元，是雇員到手工資增加額的2.06倍。其中單位繳納的三險3210元、個人繳納的三險1023元，上繳了社保機構；單位繳納、個人繳納的公積金各1200元，上繳公積金管理機構；個人所得稅322.70元上繳稅務機構。

面對如此高昂的社保費率，難免形成大家鉆漏洞的做法。北青報在京調查的結果是，小型餐飲企業大多沒有社保，筆者詢問街邊洗車店等同樣如此。

在待遇問題上，企業主與員工很難得地達成共識——高昂的社保如果不能落到職工頭上，還不如不保。

我國目前的分配與稅收體制，很難保證能完全做實繳納者的個人賬戶，可與此同時享受高替代率的人數卻居高不下。不透明的社保賬目很難保證分配的公平，也不可能讓繳納者心甘情愿。

與其這樣，還不如提高統籌層級、公開賬本、讓民眾亟須的大病、基礎養老落到實處，把每個人的賬戶做得扎扎實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