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黎恒暢在演奏中
圖為音樂會前，黎恒暢與媽媽在琴房交流
圖為練習的琴譜上，密密麻麻寫滿標注
手里的餅干吃了不到一半，黎恒暢盤腿坐在地上，仰頭嚎啕大哭。老師蹲在一旁，幫他擦去臉上的淚水，安慰他；聽到哭聲的觀眾走進琴房，鼓勵他，但這個15歲少年仍然一動未動，不停地哭。
“媽媽，我彈錯了。”“媽媽，彈錯了沒關系，改過來。”“媽媽，一二三快過來。”“媽媽，我旋律彈錯了。”……黎恒暢的嘴巴一直碎碎念。
“沒關系。有沒有人給你送花？”媽媽快步走到兒子跟前，俯下身輕聲說。
“有！”
“那是不是你彈得好啊？”
“是！”黎恒暢的回答就像列隊的士兵報數一樣，快速、響亮。他注視著面前這張熟悉而又憔悴的臉龐，突然停住了哭聲。媽媽用食指在他手掌心畫了一個叉，然后揉了揉他的臉頰，露出溫柔的笑。
一個多小時之前，黎恒暢捧著花束向200多名觀眾鞠躬致謝，宣告自己的首場獨奏音樂會圓滿結束。這場音樂會的名字叫“來自星星的你”——黎恒暢就是那個來自星星的孤獨癥孩子。
首場獨奏音樂會順利實現了
7月7日下午3時許，黎恒暢和媽媽曹玉翠走進位于廣州大劇院的施坦威鋼琴行。見到在此等候的熟人，曹玉翠急忙揮手招呼，臉上洋溢著熱情的笑容。
黎恒暢大步跟在媽媽身后，1米74的個頭有著許多人羨慕的“大長腿”，讓他趕起路來不怎么費力，就是背上一個巨大的黑色布包壓彎了他的腰。“哥哥好！”經過正在布置會場的工作人員時，黎恒暢突然停住腳步，湊上前熟練地點頭問候。
距離音樂會開始還有兩個小時。黎恒暢在媽媽的幫助下換好衣服。那是一套深藍色的西裝，紅色的蝴蝶結穩穩地嵌在白襯衫的衣領中間。褲腳下，露出一雙被擦得發亮的黑色皮鞋。換上正裝的黎恒暢，最后捯飭了一會兒寸頭，便跟著媽媽走進音樂廳，開始最后的彩排。
坐在鋼琴前，黎恒暢低著頭，雙手輕盈地敲擊黑白鍵，行云流水般的琴聲緩緩流淌在整個音樂廳。這時，聆聽演奏的觀眾只有曹玉翠一人。她坐在第一排觀眾席，低頭看著平鋪在腿上的樂譜，手指跟著琴聲在五線譜之間滑動，時而豎起大拇指，時而眉頭緊鎖。
“彈得這么快干嘛！”“怎么又沒聲了？”“有個地方要加重音！”……每結束一首曲目，曹玉翠總是不忘叮嚀黎恒暢，“想好了再彈，別急”“要記得鞠躬，正式演出的時候媽媽是沒辦法提醒你的，自己要記住”。
黎恒暢似乎也習慣了媽媽的嘮叨，每每結束彈奏，總會轉過身聽聽她的點評，接著回過頭，停頓兩秒，再繼續下一首的演奏。
每一次演奏都像在跟鋼琴對話。彈到緩慢沉重的低音小節時，黎恒暢目不轉睛，眉頭緊皺；但轉到歡快的奏章后，輕盈的高音似乎為黎恒暢撥開了愁云，他的嘴角還會不自覺地微微上揚。
大約40分鐘后，黎恒暢滿頭大汗，發尖上的汗珠在聚光燈的折射下分外醒目。曹玉翠幫他脫去外套，掛上他一路背來的巴揚手風琴，開始下一輪的演奏。那些琴鍵，在黎恒暢指下源源不斷地發出清脆婉轉的樂曲。
隨著開場時間臨近，空曠的觀眾席漸漸被陸續進來的身影占據。整場音樂會以鋼琴練習曲開頭，之后漸入莫扎特第十二號作品《F大調奏鳴曲》、《彩云追月》、柴可夫斯基《四季》等知名演奏曲目；爾后，黎恒暢又背上巴揚手風琴，端坐在舞臺一側，開始了一段手風琴演奏。大約兩小時后，音樂會在黎恒暢與鋼琴老師梁飛的鋼琴合奏曲中落下帷幕。
“孩子得這個病，
一開始是確實很難接受的”
這是一場普通的小型音樂會，一切都按照計劃順利實現，讓現場200多人沉浸；這也是一場特殊的音樂會，那些被禁止出現在音樂會現場的拍攝和嘈雜，在這里都被理解和包容。因為，現場觀眾里有許多少年就像臺上的黎恒暢一樣，都是“星星的孩子”。
“星星的孩子”，是孤獨癥兒童的詩意化名，形容他們就像是天上閃爍卻又遙遠的星星，靜靜地、孤獨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人曾這樣描述孤獨癥兒童：他們內心豐富卻無法與人溝通；他們不聾，卻對聲響充耳不聞；他們不盲，卻對周圍人與物視而不見；他們不啞，卻不知該如何開口說話。
孤獨癥又稱孤獨癥，孤獨癥在學術上又稱為孤獨癥譜系障礙(ASD)。根據相關報道，在全球范圍內，孤獨癥的患病率達到1%。在個別國家和地區，這個數字還要更高。另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于2018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孤獨癥患病率已達到1:59，而在20年前，孤獨癥在美國的患病率還不足萬分之一。
在8歲的時候，黎恒暢被醫院確診患有高功能孤獨癥。“一開始是不能接受的，覺得怎么自己的孩子會得這個病。”黎恒暢的爸爸黎永綠說，孩子小時候活潑可愛，見到人也很有禮貌。在媽媽曹玉翠眼中，幼時的黎恒暢還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孩子，“很小就認識很多字，還會讀一些英語單詞”。
在黎恒暢8歲之前，黎永綠和曹玉翠對孤獨癥從未了解，更不可能把“孤獨癥”跟家里那個活潑聰明的兒子聯系起來。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夫妻倆越來越發現兒子與同齡孩子的不同。“其他小孩會把自己的感受告訴父母，告訴別人，但是感覺他在幼兒園期間不能自己表達一些感受。”黎永綠回憶說，兒子不善于跟人溝通，而且多動的行為也越來越被人關注。
而那一紙診斷書的出現，讓夫妻倆的人生徹底發生了改變。
一家三口拆散兩地，
“不知道是怎么熬過來的”
養育一個孤獨癥兒童，這個家庭所承受的是常人無法理解和體會的耐力、隱忍與艱辛。曹玉翠永遠告別了護士職業，“醫生說我這一輩子就要陪伴他了”。令曹玉翠和黎永綠頭痛的還有兒子的學習。按照醫生的說法，兒子最多只能讀到小學二三年級。
黎恒暢在深圳出生，到了上學年齡，進入深圳一所公立小學就讀一年級。因為“特別”，他在學校里過得并不順心，“他在學校聽不懂老師教了什么，作業一個也不寫……”在深圳上學一個月，黎永綠夫婦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讓孩子退學，由曹玉翠帶著返回老家四川南充繼續學業。
在四川那六年，曹玉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過來的。雖然身在老家，有親戚照應，但有些時候，曹玉翠擔心會在路上碰到同學和熟人，“我還沒有找到坦然面對他們的勇氣，那段日子特別難過。”曹玉翠回想起來，聲音就止不住地哽咽。
曹玉翠和黎永綠托親戚幫忙打聽，最終幫兒子找到一所私立小學就讀。曹玉翠便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農民房，每天照顧兒子生活起居。因為兒子在學校坐不住，不好好上課，也從不考試，所以，她還要在家充當老師，教孩子基本的識字算術。
“記得他上一年級，怎么都教不會加減法。左邊放兩顆糖，右邊放三顆糖，用幾十遍教會了一共是5顆糖。但是換成餅干，他就不知道了。把3+2寫在本子上的時候，他也不會了。當他會了3+2=5的時候，換成2+3又不知道了。”曹玉翠說，教會兒子認識一個事物，往往要花上比其他同齡孩子多幾千倍的時間，“為了讓他學會這些，我是十八班武藝都用上了。”曹玉翠花錢買一個新算盤，拆掉，重新用繩子把珠子串起來用。她還收集小木棍、小積木，常常用兩種不同的道具來教，就怕只用一種道具會讓他混淆和忘記。
“有時候我都覺得我像精神殘疾一樣。”曹玉翠搖搖頭說，兒子每天都有很多狀況發生，一個問題剛解決，接著又會蹦出一個新問題，“有些不能摸的東西，他都已經把我們教的話都背下來了，還是一邊背一邊去摸。他還會在家里把火開起，把鹽扔在火上面。這些都是危險的事情，我都不允許他去做的，但他就是有時候會去做。”
每一天，曹玉翠都處在不斷地重復教學之中，連她自己都感到麻木，甚至產生了懷疑，“好像孩子做什么都是錯的，到底他應該做什么呢，是不是什么都不應該做呢，好像每個事情都在否定他，好像他做的都是錯的，但確實也是錯的……”那六年里，曹玉翠每天過一樣的日子，沒有周末，沒有節假日，沒有上下班，只有等兒子睡著了，她才可以安心地看會手機或者做些別的事情，“經常都是把他弄哭后我自己也跟著哭，哭后又繼續這樣的生活”。
那段日子，一家三口分隔兩地，黎永綠為了維持家里的經濟收入，不得不只身一人在深圳繼續手頭的工作，大半年才能回趟老家見上妻兒一回，平時只能通過電話了解。那時候曹玉翠一接電話就容易發脾氣，“為什么你兒子我一個人帶，為什么你要在深圳工作，為什么你可以過得安逸，我過得這么不安逸……”其實曹玉翠心里明白，丈夫在深圳的生活并不好過，每天東奔西走忙碌，家里沒人照料，“身上穿的衣服總是黑乎乎的，也不知道洗沒洗干凈”。但是一想到每天自己要一個人面對兒子，心里的憋屈便不由自主地向丈夫發泄了出來。甚至有好幾次，“想要死掉”的念頭在曹玉翠的腦海里出現。
“我們那里有一座特別高的山，下面就是嘉陵江，有幾次我帶著兒子爬到山上……”曹玉翠憋紅了臉，在眼眶里打轉了許久的淚珠沿著臉頰一顆接一顆地滑落，“我問兒子，跟媽媽跳下去好不好。兒子拉著我說媽媽不要跳，跳下去會死的。我說和他一起下去。他說不，這樣跳下去會死的……”回想起當時兒子說的話，曹玉翠有些泣不成聲。她心里十分難過，但更多的是一種內疚和慚愧，“兒子是我們生的，是我們對不起他，我們要對這個孩子負責任”。
“那時候他學琴就乖很多了”
那段日子，曹玉翠一直在努力說服自己去接受這個現實。她焦慮得睡不著覺，頭上的白發一根根地往外冒，瘦弱憔悴的臉龐讓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了一些。但在兒子9歲那年，曹玉翠和黎永綠終于看到了一絲希望。
黎恒暢喜歡看動畫片《貓和老鼠》。有一次在動畫片里看到一架鋼琴，便問曹玉翠那是什么，曹玉翠告訴他之后，他就一直嚷嚷著要彈鋼琴。曹玉翠知道，這只是兒子的好奇心作祟，“他根本靜不下心來去學的”。因為在兒子5歲時候就已得到過“證明”——那時候兒子想學鋼琴，曹玉翠給他在琴行報了一個課外班，每節課120塊錢，兩節課后，鋼琴老師跟曹玉翠直言教不了這孩子，把所有學費退還給她。
但后來，曹玉翠卻因為一則新聞改變了主意。“在電視上看到有個孤獨癥的孩子5歲還不會說話，從10歲才開始學鋼琴，他媽媽陪伴了他十年，后來學會了還能彈出曲子。我兒子比那孩子強多了。”曹玉翠第二天就把兒子帶到了學校的鋼琴老師那兒，從此開始了學琴的道路。
“那時候他學琴就乖很多了。”兒子每次上課，曹玉翠都陪在旁邊。老師教授五線譜知識，兒子沒學會，曹玉翠學會了。曹玉翠當時心想，“兒子能在小學畢業時把少兒鋼琴曲上下冊學會就很不錯了，沒想到兩三個月就完成了目標。”
曹玉翠發現，兒子在認音方面很有天分，書上標注的音符，他一下就能在鋼琴上找到那個音彈出來；在鋼琴上隨便彈出的聲音，他也能夠輕松地辨認。“小時候彈鋼琴他從不看琴，抬著頭嘴里說著其他話，從來不專心，但這好像讓他養成了一種習慣，或者培養起他的一種空間感。”曹玉翠說，如果是很熟練的曲子，即使是用毛巾蒙住眼睛，他也可以熟練地彈下來，“即使是他當時的老師也不一定可以彈奏得完整”。
小學畢業后，黎永綠和曹玉翠為讓兒子學習更好更專業的鋼琴彈奏，在距離家較近的廣州找到一所藝術學校借讀。彼時，在學校工作多年的梁飛便成為輔導黎恒暢的鋼琴老師。
“我以前是短暫接觸過一個聽力有點障礙的孩子，除此之外，就再沒有接觸過比較特殊的孩子，所以當時其實是有點擔憂的，但我還是想試一下。”梁飛笑笑說。
“眼前的這位媽媽實在是太偉大了”
初見梁飛，是在音樂會彩排現場。眼前這位愛笑的女生，已積累了近20年的音樂理論知識和鋼琴教學經驗，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梁飛與黎恒暢的第一次見面是在2016年。見面之前，梁飛對這個學生沒有太多的了解，只知道他有多動的習慣。當曹玉翠帶著黎恒暢開始找她上第一節課時，梁飛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這是她從來沒見過的樂譜——每一個音符四周都有用鉛筆或彩筆寫滿的文字注解，“我當時以為是之前的授課老師標注的，心里感到很有壓力。一問才知道，居然是媽媽標記的！”知道真相的梁飛感慨萬千，“眼前的這位媽媽實在是太偉大了。”
而梁飛也不得不承認，教一個孤獨癥兒童學習專業鋼琴，困難和意外也是超出了她的想象。“講一些知識點，需要多講幾次，表述方法也要經常變化。因為有些時候他未必是不會，可能只是聽不懂，所以這個時候需要變著法子跟他講到理解為止，他就可以很順利地彈奏出來。”梁飛說，教學初期，曹玉翠也時而充當翻譯者的角色，把一些專用術語翻譯成四川方言轉述給黎恒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她也能順暢地跟黎恒暢溝通交流。
在梁飛看來，黎恒暢在鋼琴方面是有天賦的，“他識譜、背譜很快，和其他普通小朋友沒有太大區別，而且他非常喜歡彈琴，休息時候旁人在聊天，他都會不停地彈，讓他稍微休息一下，他還是會在那里彈鋼琴。”
梁飛還記得，在教授巴赫的樂譜時，因為譜子線條多難度較大，彈奏時需要兩只手不斷地變換力度。黎恒暢剛開始學沒能適應節奏，兩只手的力度怎么都轉變不過來，突然嘩的一聲痛哭不止，“我當時覺得奇怪，我沒有批評他也沒有責怪他，只是說‘再來一次’。后來想想，他可能是心里感覺自己沒彈好，會讓老師不喜歡，所以急得一邊彈一邊哭。”
黎恒暢是個追求完美的孩子。曹玉翠從不讓他抄譜，“因為速度實在太慢，畫一個音符覺得不好看就會擦掉重新畫，一直在重復。”這份對于完美的追求，也常讓他對自己的演奏失誤耿耿于懷。“一上臺彈錯了就會很內疚，有一次真的哭了一天一夜。”曹玉翠說，在一次學校觀摩的演奏會上，黎恒暢彈錯了，下臺后嚎啕大哭，到了第二天一提起這事還會直掉眼淚，嘴里重復著“彈錯了”這句話。曹玉翠懷疑，這也許跟她平時的教育有關，“可能我平常對他要求比較嚴，會跟他強調上臺要怎么做，所以他就比較在意這個事情；但也有可能這種孩子會對一些事情很糾結。”
“希望更多人去關愛這個特殊群體”
從開始學琴至今，黎永綠和曹玉翠從沒計算過在兒子身上投入了多少。曹玉翠說，每個父母都希望孩子成才成人。而像他們這樣的父母，不知道孩子的未來是什么，“雖然我心里有夢想，但是這個夢想不能說出來。現在首先希望他能夠成人，等我們老了能安心地離開。”
“他們是地球上心靈最純潔、澄澈的孩子，他們如果沒有成年人的陪伴、社會的關心，他們很難獨立生存。”黎永綠希望，通過這場音樂會能夠讓社會上更多的人去關心這個特殊的群體，政府和學校能對這群特別的孩子有特別的關注、關照，幫助他們快樂健康地成長。
音樂會結束時已近傍晚，現場觀眾陸續離席，一片喧囂過后，音樂廳恢復了往常的平靜。此時，站在鋼琴旁的黎恒暢手捧向日葵，突然轉身看著掛在墻上的巨幅海報，似乎在細細端詳海報里那個微笑著埋頭彈琴的自己。沒有人知道，這個聽了別人念“1、2、3”會機械式地喊出“茄子”的少年此時此刻的心中所想，他是否會為自己在這天完成的看似不可能的表現而默默感動。
“希望他們這樣的孩子能夠繼續好好地在‘那個星星’發光發熱。”梁飛說，或許這個社會對孤獨癥兒童存有誤解，才會讓這些“星星的孩子”背負了太大壓力，如果能夠走進他們的世界了解他們，他們或許可以活得更加純粹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