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紀實《潛流》由廣東省作協殘聯分會會長王心鋼、韶關市作協主席榮笑雨和國家二級作家李迅共同創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華南抗日戰場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詩性作品，涉及的歷史事件主要有廣州淪陷、韶關成為戰時省會，兩次粵北會戰，香港營救文化人、東縱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點塑造了紅色省委書記張文彬烈士的光輝形象，人物有血有肉，豐滿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現實主義之上的傳奇想象，富有情節性、故事性、傳奇性、可讀性。通過此書，讀者將真實了解到抗戰時廣東省委的烽火歷程，感受一代共產黨人為了民族解放的獻身精神。
今天，讓我們來品讀《潛流》第三章：戰時省會。
1
韶關，時稱曲江。其市區韶州東臨湞江，西臨武江，南為湞武二水合流，匯成北江，空中俯瞰，宛若一舟。作為粵北重鎮的曲江，據五嶺之口，當百越之沖，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古老的文明。1924年，孫中山在這里督師北伐，打響北伐第一槍。
此刻正是下午1時，李大林坐在人力三輪車上，沿著河堤悠悠地走著，路旁的紫荊樹上，幾朵紫紅的小花在寒風中搖曳，遠眺江面，橫跨著兩座軍用吊橋。橋附近的河面上，停泊著五六只小船，兩個壯小伙子正在撒網。
李大林有一個習慣，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四處走走，翻翻當地的史志。了解些風俗人情、沿革掌故，以便聯系群眾，開展工作。
作為中共廣東省委代理書記，李大林顯然也沒想到廣州會這么快丟失。當日寇在大亞灣登陸、進攻廣州時，他以省委的名義指示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號召隊員和廣大青年，踴躍參加省動員委員會的戰地工作隊，開赴戰地，直接參加保衛廣州的戰斗。
“抗先”的這一戰斗號召，馬上得到廣大青年的響應，兩三天內，就有大批來自各行業的青年背上簡單的行囊，紛紛前來報名參加。
說到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的成立，還應追溯到1937年12月9日。中共廣東黨組織倡議通過聯合開展“一二·九”愛國運動紀念活動，把廣東和青年抗日團體統一起來。這很快得到“學抗會”、“救亡呼聲社”、“青年群社”和各大、中學校抗日團體的響應。1938年1月1日，廣州市學生抗敵救亡會、救亡呼聲社、青年群社、平津同學會、留東同學抗敵后援會、中山大學抗日先鋒隊、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鋒隊、青年抗日先鋒團等八個團體聯合公開發表了《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發起宣言》和《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組織大綱草案》，宣告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抗先）成立，號召全省青年“集合到抗日先鋒隊來”，“建立鞏固的富于戰斗性的青年統一戰線”。
同年4月，中共廣東省委正式成立，下設青委（青年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抗先的工作。5月，省委把陳恩、黃澤成、唐健等的黨組織關系轉交省青委書記吳華直接領導，在抗先工委會中秘密建立了黨團，進一步加強了黨對抗先的領導。經過抗日救亡運動的鍛煉，抗先團結了廣大愛國青年，鞏固和發展了組織。1938年10月，參加抗先的青年已達2000多人，隊員遍及廣州大中學校、工廠、農村。從1938年1月至10月，通過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介紹到延安和八路軍、新四軍的青年計有千余人之多。
10月19日晚，抗先全體隊員以急于赴戰的激昂心情，參加了七萬人的保衛廣州火炬示威游行。游行前，余漢謀、吳鐵城等國民黨軍政大員，還裝出慷慨激昂的樣子作了“訓話”，聲言“誓與廣州共存亡”。但是，游行完畢，剛散隊回來，一個在國民黨軍隊里工作的抗先隊員從增城前線趕回總部報告說，國民黨守軍已經潰退，大約天亮時廣州就能聽到日軍的炮聲。
云廣英也派人緊急通知李大林，廣州瀕臨失陷，國民黨廣東省政府、省黨部等將北遷粵北曲江，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也將跟隨北撤，要李大林早作打算。
在此之前，中共廣東省委并沒有制訂這方面的應急方案。李大林與中共長江局巡視員黃文杰一起，緊急召集在廣州的省委負責人開會，果斷做出省委機關立即遷往粵北，原在廣州的黨員分散轉移到各地農村。
李大林部署說，目前，留在廣州的共產黨員——包括廣東省委和廣州市委兩個領導機關以及抗先隊中的黨員——有300多人，加上抗先隊員200多人，總人數為600人左右，這是自抗戰全面爆發以來，黨在廣州地區經過艱苦努力而逐步積聚起來的抗日骨干力量。現省委決定，將黨員和抗先隊員編在一起，以“廣東省動員委員會戰時工作隊”合法名義，整隊撤離廣州，轉移到全省各地農村，成為開展敵后武裝斗爭的重要力量。
為了解國民黨省政府何時撤退，抗先隊長鄧明達打電話到國民黨廣東省動員委員會探問情況，電話沒人接，又打到國民黨省市黨部，號碼撥了一次又一次，也沒有打通。而窗外，只見昏黑的街道上人如潮水，他們肩挑手提著箱子衣物，攜兒帶女擁向江邊碼頭。
鄧明達只好派幾名隊員在黑夜里分頭到國民黨的省、市黨部去看個究竟。被派的隊員到省黨部后，只見門戶洞開，四周死寂，進入屋里，電燈開不亮，用手電筒一照，抽屜翻倒，紙屑撒滿地板。不問而知，國民黨的黨政大小要員早已走空。
李大林指示“抗先”立即轉移到市區對岸的芳村去，避免陷入日軍包圍。
20日，市區一片混亂，老百姓扶老攜幼紛紛逃難。西關一帶，國民黨憲兵和警察因為搶東西分贓不均，互相開槍射擊。李大林與省委幾名同志夾在混亂的人群里，走到長堤海關大樓附近，碰上七八個漢奸便衣隊員。這些民族敗類明目張膽地胡亂放槍，搜劫逃難居民。李大林一行好不容易才擠到黃沙碼頭，跳上小艇，來到芳村抗先臨時駐地——真光女中。
鄧明達報告說：“我們這幾百人的隊伍手無寸鐵，有事無從應付。幸好有個隊員的哥哥是兵工廠廠長，一家都已逃光，屋里藏有槍支，他帶我們到他哥哥的住所，把槍和子彈取了出來。”
李大林大喜，說：“有了槍，我們就主動了，為了大家的安全，要迅速制訂撤退計劃。”
鄧明達說：“我計劃把隊伍分成東江、西江、北江、中區四個區隊，其中，東江區隊要到敵后去，他們計劃分乘小艇在珠江河上繞道前進。其余三個區隊沿著廣（州）三（水）鐵路向西行。”
李大林說：“好，我隨西江區隊行動。”
10月21日上午，冒著敵機的輪番轟炸，李大林隨50多名抗先隊員，徒步沿廣（州）三（水）鐵路向西撤退，面對日機的肆無忌憚，大家既是悲憤又是無奈，全副武裝的國家軍隊尚且倉惶逃竄，手無寸鐵的百姓豈不任人宰割？
敵機不斷在低空偵察掃射。廣三鐵路上涌流著驚惶的人群，路旁丟滿了箱箱柜柜，也有哇哇啼哭的被父母丟下了的嬰孩。這些年輕的抗先隊員，大多數是沒有走過長途的，但是深重的國仇家恨激發起來的抗日熱情激勵著他們。回頭北望，廣州在隆隆爆炸聲中升起了無數濃黑的煙柱。近晚，他們走到人心浮動惶恐的佛山鎮，才知日寇就在當天下午侵占了廣州。
他們在佛山停留了半夜，又繼續沿鐵路西行。一路上，遇見了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的官員們。這些官員是坐上滿涂泥巴的小轎車逃命的。一聽到飛機聲，他們棄車奔向路旁藕塘的污水中，全身蹲在泥淖里，只露出戴有綠色鋼盔的頭來。他們還感到不安全，又用抖顫的雙手，擎著荷葉把臉孔低遮著，驚惶的眼睛滴溜溜地亂轉，活像烏龜從水里探出頭來。
10月25日，李大林一行到達四會縣境。10月27日，抗先隊員在四會鳳翔崗舉行了臨時代表大會，成立了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總隊部，推舉鄧明達任抗先總隊長，陳恩、梁良嘉任副總隊長。
這時，抗先與廣東省動員委員會取得聯系。動委會要求抗先隊員全部編入所屬戰時工作隊。抗先總隊領導經過討論后，為了取得合法地位和必要的活動經費，便于開展工作，決定將抗先隊員全部加入戰工隊，并征求省委的意見。李大林當即表示同意。
抗先隊被編為33個戰工隊（后又增編東江抗先區隊的8個隊，共41隊），奔赴東江、北江、西江、粵中廣大農村和前線，開展抗日宣傳和戰地服務工作。抗日愛國的進步火種，從此在廣東各地廣泛撒開。
而李大林與梁良嘉率領一路抗先隊員，輾轉經翁源，到達曲江，找到了八路軍駐韶關辦事處。云廣英安排他們暫時住下。
云廣英向李大林介紹說，廣州淪陷前，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全體人員分批撤至翁源，l0月19日，遷至韶關河西西廂鄉攀桂坊9號“安園”和鄧觀麟、鄧觀娣兄弟的房子內，并租用附近的鐘禮泉家作招待所，正式更名為“八路軍駐韶關辦事處”。
李大林最擔心的是其他省委領導的安全。云廣英報告說，據目前掌握的情況，廣東省委常委、軍委書記林平、宣傳部長饒彰風及張尚瓊、王炎光等由廣州轉移到連縣，在連縣組成了以王炎光為書記的中共連陽特別支部。我已派人通知他們到韶關與你們會合。
不久，林平、饒彰風、余慧、何秋明等經坪石到達韶關市區，與李大林等會合。從此，中共廣東省委機關正式落戶韶關。
隨著廣州幾十萬商民隨之北遷，韶關一度出現繁榮景象。市區時有大小商店7000余間，尤以風度路、民權路、民生路最為熱鬧，廣州等外地經營者甚多。商品以布疋、百貨、中、西藥材及土紙、食鹽、煤油、火柴、豆類等為主體。各行各業除在市區開店外，一直延伸到東河、西河、五里亭、十里亭等地開設商店，成為全省最大的貿易市場和貨物集散地。
今天遇到冬天里難得的太陽，大街上比平日更為熱鬧。穿著時髦的俊男俏女款款而過，花花綠綠的美國電影海報四處招搖。風度路邊的大大小小商鋪，一間挨著一間，吆喝聲、議價聲、喊叫聲，與留聲機中嗲聲嗲氣的流行曲混成一片，南郊一二公里處更是一片燈紅酒綠鶯歌燕舞的風月場。
每次來到風度樓前，李大林總要停下來，仔細地品味一番。風度樓是為紀念唐代名相張九齡而建的，古人曾題詩贊張九齡曰：“嶺海千年第一人。一時功業迥無倫；江南入相從公始，袞袞諸賢繼后塵。”爾后各朝代，果真有不少嶺南人士在朝廷作大官，諸如宋朝的余靖、明朝的海瑞、清朝的康有為等。
現在的風度樓是抗戰爆發前兩年張發奎出資倡議興建的，可惜只建得一半，塔不像塔屋不像屋，倒像一個炮臺，全沒有古時候的風度樓那種閣樓回廊、雕龍畫風的工藝色彩。李大林想，如果自己有幸活到解放，他就建議重建一座最有民族風味的風度樓，成為人民借古鑒今、游覽休憩之地，重溫“江頭煙艇頻回首，風度樓前車馬龍”的美景。
突然，“嗚嗚嗚……”震耳欲聾的防空警笛拉響了，隨即風度樓上高高地懸掛起一個竹編的大圓球。街上，行人和小販頓時亂作一團，驚喊聲、關門聲、奔跑聲，響成一片。
李大林從人力車夫的嘴里得知，那懸著報警用的大圓球叫“寶光球”。
1938年冬，第四戰區曲江防空指揮部成立，詹寶光任該部少將指揮官兼情報所長。防空指揮所設在韶關市五里亭帽子峰腳，各縣設分所和防空監視哨崗，形成防空情報網。為減少居民聽不清防空廣播或鐘聲而躲避不及造成的傷亡，詹寶光改用竹編大圓球懸掛在風度樓上進行防空報警。第一次警報時掛球，第二次掛兩球，緊急警報掛三球。日機飛離警報圈卸一球，解除警報全部卸下，市民一目了然。這種警報很快推廣到國內一些城市如桂林、重慶，同時也傳到國外。英國率先效法，并稱之為“寶光球”。這可謂是粵北抗戰的一大貢獻。
第二次警報響起來了。富有經驗的人力車夫大叫一聲：“先生坐好了。”拉著車小跑著拐入小巷，避開擁擠的人群向郊外奔去，剛到一個防空洞前，第三次緊急警報響了，不久，十六七架日式飛機呼嘯著俯沖下來，霎時，韶州陷入一片恐怖中。
駐守在帽子峰和曲江橋邊的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的高射機槍沉著應戰，一串串火舌直噴向天空，但仍然抵擋不住日機的狂轟濫炸。一批批日機輪番沖來，一顆顆燃燒彈肆無忌憚地往下投。市區，火車站附近和南門等的數十問房屋、商鋪，以及停泊在江上的漁船被炸得火光沖天，血肉橫飛。連美、意兩所教堂亦未能幸免……
在韶關人民的記憶中，日寇的飛機多次空襲韶關，犯下了累累血債：
1937年8月31日清晨，天剛露出魚肚白，韶州籠罩在夢一般的淡霧中。突然，一陣轟轟的飛機聲呼嘯而過，驚亂了人們平和的夢鄉，不少人還未清醒過來，可怕的炸彈從天而降。頓時，韶關一片火海，爆炸聲不斷。
“飛機，日本仔的飛機！”“快跑啊！”“救命啊！”遠離北方、遠離沿海的韶關，就這樣，第一次遭受日機的轟炸。許多無辜民眾來不及走避，被炸得血肉分離。
1938年2月21日，日機16架分三批先后轟炸韶關市區飛機場，國民黨駐韶炮兵四十二團早已嚴陣以待，英勇反擊，一架日機被擊中，拖著長長的濃煙墜毀于曲江橋附近的河中，軍民拍手稱快。
同年6月16日一場激烈的空戰在樂昌、仁化兩縣交界上空打響。原來，日軍空軍派出6架重型轟炸機從福建起飛，偷襲粵北，企圖破壞粵漢鐵路沿線的交通。國民黨空軍聞報，在南雄機場派出9架飛機截擊，敵我相遇后，激戰近一小時，國軍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共擊落日機5架，擊傷1架。斃日空軍機師41人，俘獲中島正夫1人，國民黨空軍僅傷戰斗機1架，消息傳開后，震動華南。
但日本人仍不死心，伺機報復。8月30日上午10時，日機17架襲擊南雄機場。守軍戰機9架奮起反擊，空戰30分鐘，擊落日機兩架，戰斗中，大隊長吳汝鎏沉著應戰，不幸其座機油箱中彈起火墜毀，吳汝鎏壯烈犧牲，南雄軍民隆重舉行追悼會，南雄機場因此被命名為“汝鎏機場”。
敵機離去后，韶關城沉沒在火海中，李人林默默目睹這慘狀，一股悲憤直涌上心頭。
2
張發奎是懷著十分復雜的心情踏上故土韶關的。
1938年，張發奎任第二兵團總司令兼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參加武漢保衛戰。他指揮第二十五、第六十四、第八、第七十、第五十四、第二、第四、第六十各軍，負責確保贛鄂門戶，固守九江以西至蘄春長江兩岸各要點的任務。戰斗開始后，張發奎所部的預備第十一師、二十五軍之一個師和二十九軍團主力在姑塘的守軍損失慘重。他“下達變換陣地的決心”，以預備隊第四軍附一五五、第一八七兩個師占領獅子山、張家山、兩臺嶺等為第二抵抗線，掩護主力轉移。但這一撤退遭到蔣介石的斥責，認為他想保存實力，叱令他交出指揮權調回武漢，讓他留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
誰想到不久，廣州、武漢相繼淪陷，11月25日，最高統帥部在南岳召開軍事會議，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第三、第九兩個戰區師長以上百余人參加，中共方面周恩來、葉劍英也應邀參加。會議根據敵我戰線情況，重新劃分了戰區，設八個正面戰場戰區和兩個敵后戰區，其中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副司令長官余漢謀。
會議期間，蔣介石單獨接見張發奎：“向華兄，你此去廣東，責任重大。現在廣州突然淪陷，軍心、民心都不穩，部隊士氣很低。你任四戰區司令長官，一定要重振士氣，確保南線安全啊。我想征求你的意見，讓你同時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一職，如何？”
張發奎態度誠懇地說：“四戰區一職，我會盡心盡責做好。至于省主席一職，本人從軍出身，沒有行政經驗，而且責任過重，我看就不要兼任了。”
“那你認為誰合適？”蔣介石問。
張發奎沉吟了會，答：“要我推薦的話，伯豪是最佳人選。”
張發奎所說的伯豪即是李漢魂。李漢魂，字伯豪，號杰華，又號南華，1919年畢業于保定軍校第六期，和余漢謀、薛岳、葉挺等都是同學，一直是張發奎的老部下和重要助手。1938年5月，李漢魂奉命為薛岳第一兵團第一路總指揮，在徐州會戰中戰功顯著，國民政府最高當局授予他“華胄榮譽獎章”。同年7月22日，日軍進攻武漢，李漢魂奉調參加武漢保衛戰，負責指揮南潯線的戰斗，取得了德安大捷。所部獲“鋼軍”錦旗獎。
蔣介石知道李漢魂是個文武之才，便贊許地點點頭。
南岳會議后，張發奎帶著直屬部隊從湖南平江南下，于12月21日到韶關。12月24日，他與李漢魂一起，來到翁源三華墟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同余漢謀會商，聽取他對當前情況的匯報。
日軍在攻占廣州之后，沒有繼續北進。這讓逃到翁源的余漢謀松了口氣，趕緊收拾敗軍并在粵北部署了一道簡單防線。統計損失后，余漢謀心痛得要命。他的第四路軍在惠廣戰役中傷亡失蹤官兵近萬員，但最慘烈的是裝備的損失。第四路軍的４個炮兵營、１個高炮營、虎門要塞與１個戰車隊與在戰役中損失了半數以上的火炮，這對第四路軍的戰力造成致命的削弱。余漢謀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蔣介石對他手下留情，只給了他記大過一次，仍然擔任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十二集團軍司令，軍權仍在握。
盡管如此，余漢謀對失守廣州痛苦不堪，成日愁眉不展，精神頹喪，寢食不安，常以酒澆愁，喝酒必醉，醉后必痛哭。有時，他半夜也會莫名地驚醒，對著殘月，不禁淚流滿面。
張發奎回粵主持軍事，這是粵將們最高興之事。張發奎在粵軍中的威望無人可比。余漢謀和張發奎、李漢魂都是老四軍的人，在如此場合見面，更是感觸良多。他邊大口喝酒邊哭天抹淚地說：“我對不起廣東父老鄉親啊！”
張發奎見之，心情格外沉重，勸他想開些，說廣州丟了，也不只是他一個人的錯。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講話時也說：“廣州失陷，中央也要負責。”這說明，老蔣在廣州失守前：一直抱著“日寇無進犯華南的企圖”的理念，拒不增兵防守，也是要負責任的。
李漢魂與余漢謀同在陳濟棠手下干過，有著更深的情誼。他見余漢謀一副痛苦狀，便也跟著勸說，我們三個都是廣東人，只要精誠團結，一定能把小日本趕走，把廣州奪回來。
不過，隨張發奎一起回來的吳奇偉在歡迎酒宴上卻不給余漢謀的面子。他很不客氣地批評第四路軍與余漢謀，認為這些粵軍同僚簡直是粵軍第一師的恥辱。余漢謀當席灑淚，并高聲保證：“廣東人不作衰仔，廣州是從廣東人手下丟的，廣東人一定要把它奪回來。”
第二天一大早，在余漢謀、李漢魂的陪同下，張發奎出席了有各軍師旅長以上軍官佐參加的簡樸歡迎會。當余漢謀代表全體官兵致歡迎詞后，張發奎徐徐站起，掃視了大家一眼，說：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說四句話。第一，我張發奎是由粵軍第一師出身的軍官，你們第十二集團軍的部隊也是由粵軍第一師發展起來的。有此歷史淵源關系，所以我被派來四戰區當司令長官，指揮你們，相信你們也一定會服從我的命令。第二，我們粵軍第一師從鄧仲元師長建立以來日益發展，在兩廣和大江南北，經過無數次戰役，從沒有打過敗仗，是國民革命最堅強的部隊，不意這次你們第十二集團軍在惠廣戰役中，只和敵人作過幾次小小的接觸，就潰敗下來，放棄了華南重鎮廣州市，造成很大的損失。這不僅是粵軍第一師同人的奇恥大辱，也是廣東人民的奇恥大辱。而且因為廣州的棄守，而影響到武漢會戰的失敗，如果廣州不失陷，武漢會戰肯定還可能支持下去的。這次來粵前，我赴湖南、廣西和四川等地考察，到處都是對你們的批評、指謫，我聽了后都為粵軍感到臉紅啊。第三，我這次來當四戰區司令長官，先要整頓部隊，恢復作戰能力，收復廣州和其他失地。其次是整頓政治，增加行政效率，支持軍事設施，消滅敵人。第四，我回廣東工作并不是來爭官做、爭地盤，而是來協助余總司令振軍經武，恢復名譽。待廣州收復后，決將廣東軍政大權交還余總司令負責，絕不戀棧。”
張發奎這席開誠布公的訓話，引來軍官們熱烈的掌聲。
1939年元旦，張發奎在曲江就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為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李漢魂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集團軍副總司令。此外并調入第九集團軍與第十六集團軍兩個總部。
張發奎厘定了戰區防御作戰的戰略方針，將廣東境內區分為５個防御區域。在改組之后，余漢謀不再負責廣東防御的戰略指導，第十二集團軍成為承命于戰區作戰的野戰戰略單位。直接由余漢謀指揮的部隊被縮為３個軍６個師。
為加強第四戰區的兵力，原在華中參戰的第六十四軍與第六十六軍回到廣東。這兩個軍返粵時雖然因為戰場上的慘烈傷亡而顯得殘破，但是這兩個軍已是百戰之余，樹立了粵軍在抗日戰場上的威名，也累積了豐厚的經驗。其中第六十六軍是余漢謀的親信部隊，這批在實戰中成長的干部與士兵將對日后整個粵軍素質的提升產生關鍵作用。
余漢謀在第四戰區改組之后痛定思痛，對粵軍在廣州的表現引為平生一大恥辱。他除嚴飭軍紀之外，著意于加強所屬３個軍的作戰技能，特別是強化軍官的素質，成立了第十二集團軍軍官補訓團，調用步兵學校的教官輪訓中下級干部。
粵軍原本就是一支強悍的部隊，余漢謀的密集訓練改造很快地激起這支部隊的抗敵意志。在南京戰役大軍潰退時，粵軍第一五九師代理師長羅策群眼見大軍潰散的慘狀異常悲憤，揮舞馬鞭對潰兵大吼“跟我來，幾大就就大，唔好做哀仔（不要做孬種）呀”！在帶著一批官兵沖鋒時光榮犧牲。這個故事成為粵軍教育的一環，出自余漢謀粵軍第一軍嫡系的第一六○師將這段話編入師歌，這個師歌很快在廣東部隊中流傳開來。
當時國民黨廣東省政府機關撤到湘粵桂交界處的連縣。新任省政府主席李漢魂鑒于連縣偏于一隅，政治設施、交通條件難以適應戰時需要，而韶關無論從政治設施、交通條件和經濟能力均比連縣優越，因此在首次省務會議上，他提出將省政府遷往曲江。2月下旬，省政府遷至韶州（今韶關北郊黃岡），省黨部、第四戰區長官司令部等也遂將機關北遷曲江。曲江成為廣東戰時省會，機關、學校林立，文人薈萃，商賈云集。
其時，廣東省銀行總行于1939年3月曲江馬壩矮石村；同月，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總部遷至韶州；先后遷來韶州的學校有嶺南大學、廣州大學、法商學院、仲元中學等。韶州市區的人口從6萬激增至24萬。為加強戰時省會的城市管理，l942年省政府決定在曲江縣城設韶關市。1943年11月，韶關市正式成立。
3
李大林讓車夫把車停在韶關城北十公里的黃塱壩村一幢房子前，門口掛著“廣東省賑濟委員會救濟總隊”白底黑字的木牌，并站著兩名國軍哨兵。
李大林下車付錢后，匆匆走進院子里，云廣英笑著迎出來：“大林，你看誰回來了。”李大林細看他身后站著一位身穿八路軍軍裝的人，認出是張文彬，忙沖上前道：“大張，你總算回來了。”張文彬笑瞇瞇地張開雙臂，與李大林來了個擁抱。李大林一時沒回過神來，就嬉笑道：“喲，英國式的。”“有點不慣是吧？”張文彬放開李大林，夸張地仔細端詳一陣，也嬉笑一句：“這孩子，怎么瘦了？”
三人坐定后，李大林詢問道：“這一路還順利吧。”
張文彬把軍帽一脫，放在桌子上：“還行，就是開始時有點波折。”接著，介紹起回來的經過：
“這次，我可不再是一人回來，而是帶著30多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回來的，他們可都是難得的軍政人才。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中央從延安派出60多位同志到華南各省發展工作，我與他們同行。離開延安時，大家都穿上十八集團軍的軍官服、帶上領章，坐幾部大軍車，浩浩蕩蕩地出發，輾轉了大半個月，才轉到長沙。誰知‘長沙大火’后，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的房子也被燒為焦土，一時無法找到黨組織，我們的車隊便停在公路上，想辦法。
“這時，同行的饒衛華見到一位郵差，便試著詢問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地址。你說巧不巧，這位郵差正是中共黨員，知道我們是延安出來的同志，即帶我們找到了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徐特立同志的臨時住處。徐老根據上級的要求，將60多名新同志分派到各省去工作，其中有30多人派到廣東的。我帶著他們繼續南下，到衡陽時，還見到了葉劍英同志。
“劍英同志向新同志們介紹了廣東的情況并指示說：廣東各地黨組織剛剛恢復，你們到廣東的責任首先是建黨。在廣東的抗日前線、在淪陷區要組織游擊隊打擊敵人。但要注意在國民黨后方，則不是搞武裝斗爭，要搞好統一戰線。爭取抗日愛國人士共同抗戰等等。他還特別提到南雄縣長莫雄，他是我黨團結的對象，是我們的朋友。離開衡陽后，我們順利回到韶關。”
接著，張文彬把李大林帶到新來的同志住處，一一作了介紹，他們中有王均予、饒衛華、梁鴻均、涂振農、謝陽光和趙學夫婦，郭大同和李殷丹等，其中有些是“抗大”出來的，有些是參加過長征的干部，而王均予原是中共廣州市委書記。李大林與他們一一握手，歡迎他們的到來。
三人回到客廳，李大林向張文彬匯報這幾個月來廣東省委的工作情況，并專門介紹說，省委機關現秘密設在韶關西河八路軍駐韶關辦事處附近的一間民房里，另在韶關設有3個交通站：一是韶關風度中路的“五四”書店，一是西河黃田壩的一間舊屋，對外號稱八路軍駐韶關辦事處招待所，一是曲江馬壩的“救亡書店”。
李大林同時匯報了國民黨廣東當局的近況。
國民黨廣東當局過去雖曾在某些方面較為開明，但內部實際上一向派系林立、腐敗叢生，廣州失陷，此種現象即完全暴露，真可謂到處紊亂、各自為政，嚴重異常。至去年I2月各方才稍穩定。現在，張發奎返粵，吳鐵城撤職，曾養甫調走，李漢魂上臺，余森文任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這些上層人士為爭取群眾信仰、建立各自新的基礎，都競相發表進步言論，強調“團結”、“整軍”、“懲貪”、“民運”和“進步”等等。張發奎除用舊四軍系人物外，亦盡力推薦些較進步分子和啟用部分青年。余漢謀則少講話，頗為隱忍，埋頭苦干，整頓內部，招收八百多青年訓練，又選進步青年成立政治補習班，加強部隊政治工作，號召“廣東人不作衰仔（衰仔：孬種之意）”、“復興四路軍”等。在這一形勢下，各種民眾團體積極活動，新的刊物應運而生，《新婦女》、《論新階段》等書籍到處可賣，形成了曲江的新氣象。
張文彬聽后，略有所思。他轉身叮囑云廣英，中共廣東省委第四次執委會擬在近期召開，南方局將派博古同志前來指導。你們辦事處具體負責籌辦本次會議，一定要找個安全可靠的地方，做好警衛工作。
云廣英用手一指，說：“就定在這里吧，這里是廣東省賑濟委員會救濟總隊隊部，十分安全。我和陳汝棠先生打個招呼，以救濟總隊分隊長會議為名召開會議,這樣不為人注意。”
陳汝棠是高明合水鎮人，早年曾加入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與余漢謀的私人關系不錯，政治上靠近中共，現為國民黨中將軍醫總監。早在1937年12月，云廣英就和中共南方工委軍委書記林平一起，向陳汝棠建議，組織一批愛國進步青年學生，訓練他們成為戰時醫護人才。陳汝棠接受了這一建議，并力促余漢謀同意，成立了第四路軍救護干部訓練班，陳汝棠親任主任，隨即廣東省委輸送了一批國內進步學生和從南洋回國參加抗戰的愛國青年參加訓練。l938年10月當日軍進攻廣州時，“救護班”第一中隊上前線實施救護，50多名隊員英勇犧牲在戰地上，當中就有共產黨員黃金龍等。他們還參加了四戰區長官部的巡回醫療隊，出入于槍林彈雨之中，救護傷員，特別是營救了大批難民和難童。廣州淪陷后，救護班轉移到韶關，改編為廣東省賑濟委員會救濟總隊，下設14個分隊，共有隊員250人，其中有中共黨員近80人，先后有13名黨員擔任分隊長。救濟總隊改編后，各分隊分赴東江、北江、西江、粵中前線和敵后，開展救濟工作。陳汝棠曾向云廣英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抗戰勝寄予中國共產黨。
“我黨最需要交陳汝棠先生這樣的朋友。”張文彬滿意地點點頭，并對李大林交代說：“你負責通知有關同志赴會吧。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傳達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檢討省委成立以來的工作，重新估計戰爭與國內的環境，確定黨的工作基本方針和主要任務。”
“行。”李大林解釋說，“不過，由于日本人的占領，現在交通極為不便，可能人員到不齊。”
“能來多少就來多少吧，除了執委、特委負責人，也通知北江的各中心縣委負責人參加。”
“我馬上去布置。”
1939年1月7日，一個暖洋洋的冬日，中共廣東省委第四次執委擴大會如期在韶關召開。張文彬主持了會議。
張文彬向與會者介紹說，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我代表廣東省委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做出一個重要決定，就是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南局。接著，張文彬把特地從重慶趕來的中共南方局組織部長博古介紹給大家。
博古是抗戰時期到韶關指導工作的中共重要領導人，他的愛人張越霞是廣東省委的婦女部長。他這次來，可謂公私兼顧。長征后，他改名秦邦憲，重點負責統一戰線工作。他談吐文雅，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博古在會上介紹說，南方局成立之日，正是國民黨蔣介石對內對外政策發生重要改變之時。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帝國主義對國民黨政府的策略，逐步轉變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國民黨政府也轉變為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為此，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代表南方局分別到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等地參加省委會議，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議，認識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采取有效措施整頓和鞏固黨的組織，轉變工作作風，改變工作方式。
博古特別指出，根據六中全會精神，我們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避免犯統一戰線工作中只講聯合不講斗爭的錯誤。對于國民黨的種種限制，應區別不同情況，分別采取“先奏后斬”、“先斬后奏”、“斬而不奏”、“不斬不奏”的靈活對策，絕不能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今后，全黨的工作重點在戰區和敵后，我們要堅決批判把抗戰勝利希望寄托于國民黨軍隊，把人民的命運寄托于國民黨統治下的合法運動的錯誤思想。
這次省委擴大會議前后開了一星期，確定了當前的四大任務：一、廣泛發展敵后游擊戰爭，配合正規軍打擊敵人；二、擴大動員組織群眾；三、建立統一戰線精誠團結的范例；四、建立強大的黨的基礎。
張文彬形象地把對各級黨組織的要求概括為幾句話：“應學習鍛煉、學習戰爭、學習領導戰爭、全黨學習軍事、黨員軍事化。”
博古鄭重宣布，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組中共廣東省委，由張文彬任省委書記兼抗戰動員部長，李大林任組織部長，涂振農任宣傳部長，古大存任統戰部長，張越霞任婦女部長，吳華任青年部長。
在這個新改組的省委領導班子中，出現了兩張新面孔，一個是涂振農，一個是古大存，其中古大存是鼎鼎大名的紅十一軍軍長。
會后，省委主要負責人赴各地傳達這次會議精神，其中，張文彬到西江特委、中區特委和香港，李大林到東江、北江，涂振農則到贛南。
而此時，國民黨內部一股反共逆流正在醞釀。
掃一掃，關注廣東殘聯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