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紀實《潛流》由廣東省作協殘聯分會會長王心鋼、韶關市作協主席榮笑雨和國家二級作家李迅共同創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華南抗日戰場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詩性作品，涉及的歷史事件主要有廣州淪陷、韶關成為戰時省會，兩次粵北會戰，香港營救文化人、東縱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點塑造了紅色省委書記張文彬烈士的光輝形象，人物有血有肉，豐滿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現實主義之上的傳奇想象，富有情節性、故事性、傳奇性、可讀性。通過此書，讀者將真實了解到抗戰時廣東省委的烽火歷程，感受一代共產黨人為了民族解放的獻身精神。
今天，讓我們來品讀《潛流》第六章：石榴花紅。
1
遠遠的，就聽到悠揚的晚鐘聲，白日的喧囂。張文彬步入大門內，寺里竟然了無一人，清清靜靜的，那樹，那花，那葉，那亭，那殿，都像屏息了呼吸，保持一種莊嚴而肅穆，似乎在等待一個人的出現。他放輕了腳步，閃身站在一棵菩提樹下，安靜地等待著，西天邊，緩緩流動著一片紅黃相間的祥云，似一件巨大的木棉袈裟在飄動。一段梵樂在晚風中似有似無地流淌……
離韶關市區20多公里處，有一座千年古寺叫南華禪寺。這是禪宗六祖慧能的道場，至今還保留有六祖的真身，因而又被稱作“祖庭”。南華寺與省主席李漢魂有不解之緣。1932年，李漢魂任粵西北區綏靖委員、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三師師長，率部駐扎韶關。治軍之余，李漢魂時常來南華禪寺，見寺中諸殿瓦破屋漏，佛像裝束剝落，慨然而興重修之愿。他在廣州發出倡議，聯絡社會名流，組織“重修南華禪寺籌備會”。1934年4月，李漢魂又禮請中國近代高僧虛云老和尚來粵主持修建南華禪寺。
虛云和尚不忍寶剎蒙污，兼得與六祖在夢中相邀，遂移錫南華寺，大事重修。虛云更正山向，整治溪流，歷時十載，將原東西兩側建筑群改為以塔為中心軸的南北向布局，并將所有殿宇拆舊建新，終于使南華寺禪門規律再現起來。
又一聲晚鐘，把張文彬從沉幻中驚醒，他知道六祖已不可能再出現，然而，這里的一切似乎都有六祖思想的痕跡。他毫無目的地四處張望，忽然在祖殿外一處芭蕉掩映下的墻壁上找到了四句六祖的偈語：“菩提自性，本來清凈，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然而，此刻張文彬卻難以保持內心的清靜，因為當聽說左洪濤要隨張發奎離開韶關、到廣西赴任，張文彬打心里舍不得，兩人在韶關這一年的交往中，配合默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今天晚上，張文彬想利用在清靜的寺廟與左洪濤作一次長談。
這是農歷臘月，一年中最為寒冷的冬夜，身穿便服的左洪濤如約而至。兩人找了一間清凈的僧舍，點上蠟燭，促膝談心，談得最多的卻是日益增長的反共逆流。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秘密通過《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不久又頒布《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等，制定出一整套“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從此，國民黨反共活動愈演愈烈，廣東也不例外，大致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在1939年4、5月，邱譽接任四戰區政治部主任后，大作清共、限共、反共宣傳號召。首先是在戰區政治部排擠左翼分子，將原政治部中最得力的第三組徹底改組，組長尚仲衣、組員石辟斕、秘書葉兆南等左翼分子被迫撤離。政治部第三組成立于1938年夏在廣州成立，負責文化宣傳工作。當時余漢謀、李煦寰為標榜“進步”，公開表示要學習八路軍的政治工作，起用左恭（中共秘密黨員）為政治部主任秘書，邀中山大學著名進步教授尚仲衣（1938年初加入中共）任第三組組長，中共廣東省委派一批黨員如石辟瀾、葉兆南、司馬文森等進入第三組工作，并成立黨小組，組長石辟瀾，直接接受張文彬領導。現在這個小組主要成員被迫撤離，無疑對中共廣東省委來說是一個損失。更為可惜的是，尚仲衣教授在4月的一次車禍中罹難，
于是在這樣一個動員下，反共逆流很快便在全省范圍有組織地開始起來，曲江、西江、惠陽等地較為嚴重。不過，這一時期主要還是動員，一般的調查，成立特務機關，撤換有權力的左翼分子，威脅左翼團體自動解散、自動停止活動等，為下一步做準備。張文彬當時正到各處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對這股逆流還沒有充分重視。
第二時期是在6、7月，廣東逆流隨著整個形勢發展日益嚴重。6月16日，國民黨欽廉行政專員鄧世增以誣稱中共指示“農民暴動”、“包圍行政長官”等等為由，逮捕了中共臺浦縣委4名領導和一名女同志，在當地引起很大震動。但由于當地中共黨組織政治領導斗爭經驗薄弱及干部的意志游移，這5名同志被捕后竟然無人向上報告，以致未能及時發動營救。至7月底，中共廣東省委才得到報告。張文彬馬上通過左洪濤，向張發奎提出釋放這些中共干部的請求。張發奎以此案已上呈廣西行營、無權解決為由沒有同意，只是電告行營說明這些人非漢奸，請查明處理。左洪濤親自向廣西行營發電報，然而始終未能救出。欽廉地區的抗先隊被迫停止了活動。
曲江是戰時省會，逆流更為嚴重。戰區政治部主任邱譽所主辦的《陣中日報》、《滿地紅》兩報，完全是投降、反共、倒退的言論。邱譽甚至在政治部散布投降言論，公開講“和平是應該，但不是汪先生的辦法”。加上邱毅特別活躍，也特別討厭，專門打擊戰地服務隊的進步分子。他與李漢魂、高信商定，決心解散抗先與嶺東青抗，嚴格查禁進步書籍；派便衣隊趁生活書店職工參加“七·七”兩周年紀念時，非法搜查書店，甚至揚言要檢查《新華南》，逮捕石辟瀾，監視左翼文化人。
這一時期還有個惡劣行為就是邱譽與李漢魂、高信等排擠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余森文。
余森文是廣東省梅縣人，學生時代就參加革命，思想上比較進步。余森文深受朱家驊的賞識。1938年10月，朱家驊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旋即任命余森文為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書記長兼代省黨部主任。同年11月，余森文帶著幾個隨員來到被炸成狼籍不堪的戰時省會韶關，在一片廢墟中選擇了一間早已停辦的中學舊址，重新組建省黨部。
余森文主動征求云廣英的意見，創辦了《北江日報》。其辦報宗旨是：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愛國人士，發動全民抗日，反對投降，反對消極抗日等，并聘請潘允中、左洪濤、左恭等擔任編輯。張文彬由此利用《北江日報》這塊陣地，進行更多的抗日宣傳和鼓動。余森文為抗日救國工作付出了全部精力，得到廣東乃至全國各地各界愛國人士的贊許和支持。云廣英曾說：“國民黨特務經常跟蹤我，我就跑到國民黨黨部去，他們就不敢跟蹤了。”
但是，余森文的言行招致了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反對。省主席李漢魂最不能容忍。他先是利用權力撤去了余森文省黨部代主任之職，然后又調虎離山，將余森文調去重慶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訓練，趁機將省黨部內余森文屬下的骨干和堅持團結抗日的進步人士撤職或辭退。《北江日報》也被迫停辦。余森文從重慶回來后，看見自己被架空，只好辭職，并接受浙江省主席黃紹竑的邀請，回浙江麗水任專員，搞實驗區。
左洪濤告訴張文彬，張發奎非常不滿李漢魂借公謀私、打擊余森文，破壞抗日事業的行徑，但中央黨部命令無法改變。
在歡送余森文的會上，張發奎公開發表演說，肯定他的成績，余書記長在韶關的廢墟上建起了廣東省黨部，建起了許多有利于抗日的組織如《北江日報》、“抗日社會服務處”、“淪陷區逃亡青年培訓處”等，都對全民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張發奎憤激地說：“我每次看見余書記長時，他都沒有坐小車而終日奔忙于抗日工作，在各個娛樂場、舞廳里，我從來沒有見過余森文的影子。人曬黑了，瘦了，但他一心撲在抗日的事業上。可是有些不抗日的老爺們，卻對他的工作不滿。你們可以不坐小車嗎？你們可以不去舞廳嗎？你們把他趕走了，抗日工作由誰來做？他人還沒有走，你們就大搖大擺地開動全部小車擺架子了，上舞廳跳舞去了……”
張發奎幾乎不點名直指那些官僚、政客的腐敗，自己不抗日，也反對別人抗日，甚至還要陷害人。
張文彬聽了還是一聲嘆息，雖然張大王這一頓罵得痛快淋漓，可惜余森文走了，對韶關的抗日工作畢竟是一個損失。
左洪濤提醒張文彬說：“更大的損失或許是張發奎的離開。張大王離開韶關后，反共逆流會更加囂張，你們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張文彬點點頭：“我們會加強省委機關保密工作的。”
左洪濤的擔心并非空穴來風。第三時期的反共逆流來得更加兇險。
1939年11月，國民黨軍委政治部主任陳誠來韶，大唱反共、反八路軍之調，在紀念周中誣八路軍“游而不擊”，“延安無一傷兵”，“華北背包袱打游擊的都是國民黨員，不是共產黨員”，告訴大家以后“一切壞的就是共產黨，一切好的就是國民黨”等無稽之談，最后并號召要“嚴防共黨活動”，“法律制裁”，末了連聲三叫“不怕共產黨”，可恥又可笑。
陳誠的講話造成惡劣影響，自此后各地壓迫共產黨與逆流之事更為嚴重。惠陽大倡解散曾生部與華僑服務團，通函海外各地華僑，停止對曾生部及服務團供給，在中山等地更釀成解散“抗先”，搜查進步分子家中，在火線上武裝壓迫“抗先”、武裝繳槍。至于查禁書籍、郵電，限制進步言論，則更是肆無忌憚。12月，粵北會戰，敵逼曲江，在省府退出前夜，李漢魂仍不忘記發出解散“抗先”之密令，省府到了連縣即成立肅（奸）清（黨）反（共）委員會。
粵北會戰后，李漢魂、邱譽等更是氣焰高長，一面大罵余漢謀，一面藉戰爭不力更換北江各縣縣長，布置自己勢力，甚至大罵“抗先”在此次戰役中對政府軍隊毫無幫助。特別是東江華僑服務團博羅隊25人突遭非法逮捕，嚴刑拷打等，真可謂是“無奇不有，無惡不作，無法無天”。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針對陳誠在韶關發表反共反八路軍的演說，以朱德、彭德懷等18名八路軍高級將領名義致電蔣介石等國民黨軍政要人(即“刪電”)，痛斥陳誠的讕言，以大量事實闡述八路軍抗日的偉績，揭露頑固派在各地制造反共反八路軍的活動，要求杜絕摩擦，鞏固團結。八路軍駐韶關辦事處得到“刪電”后，即根據張文彬的意圖，翻印散發給各抗日團體和有關人士。
張文彬告訴左洪濤，針對反共逆流，中共省委沉著應戰。1939年11月7日，在韶關市郊黃塱壩村召開了中共廣東省委第五次執委會，這是省委成立以來人數最多最齊的一次。會議傳達了黨中央《關于鞏固黨的決定》和南方局的指示，制定了政治上的進攻和組織上的保密，以及“實行組織的轉變和嚴密黨組織”等斗爭方針策略。
左洪濤聽了，連夸省委有遠見，防患于未然。
張文彬自豪地說：“記得1938年4月省委成立初期，全省堅持活動的黨組織不多，黨員僅300多人，到現在，全省已有70多個縣建立了中共組織。省委下轄44個縣委(縣工委)、8個中心縣委(縣臨委)、8個特委(特工委)，黨員有22000多人，成為全國在國民黨統治區中共黨員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今后我們的重點，將從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轉移到鞏固嚴密黨組織為中心，認真轉變工作作風，改變工作方式，有計劃地進行分散隱蔽和撤退。你們特支到廣西后，更要堅決執行南方局有關隱蔽精干的政策。”
左洪濤說：“放心吧，我們已在這方面做好了各種充分準備。”
1940年1月20日，廣西前線告急，張發奎只帶了左洪濤一個機要秘書匆匆離開韶關，經衡陽趕往桂林。張文彬本來想給左洪濤送行，但因為行程太急，終沒找到時間，陡生幾分憾意。
左洪濤領導的中共特支在張發奎身邊一直堅持到1946年才安全撤出，期間，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并為中共提供許多重要情報。
2
1940年4月，從清明開始，雨就連綿下個不停，觸摸空氣都有長霉的感覺。放眼山坡，眼前是一片片郁郁蔥蔥的三華李樹，再過一個月，那青翠的枝葉間就可見一個個苦澀的青果。
雖然是雨天，余漢謀的心情特別好。在重慶集訓得到蔣介石召見后，他積壓心中的悶氣一掃而光。4月20日，第七戰區成立，他官升一級，榮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而倒霉的張發奎雖然還是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卻因為桂南會戰失敗，莫名地得了一個記大過的處分。
在陰濕的地下指揮所里，余漢謀第一次以第七戰區司令長官身份，主持召開一個秘密的軍事會議，在座的是戰區長官部和第十二集團軍總部各處長，各軍、師長，中間還夾坐著兩個高鼻子黃頭發的蘇聯顧問。
張達參謀長對著機要地圖在作敵我情勢分析，粵北戰役后，日軍一〇四師團、五師團、坂田旅團等盤踞廣州一帶，第四戰區第十二集團軍所轄部隊，除獨立第九旅、二十旅在粵東外，六十二軍、六十三軍、六十五軍、教導團均駐粵北。以龍門地派、從化牛背脊、佛岡水頭、清遠氵琶江口為主陣地，陣線長約100多華里；并以龍門永漢、增城東洞、從化良口、鰲頭、清遠源潭為陣地前沿，作縱深配備。
張達用指揮棒在地圖中間畫了個圈，道，戰區還在粵北的北江選擇流水較緩的清遠石角墟和橫石墟附近設立兩重水上封鎖線，其中，石角為第一封鎖線，距陣地前約10公里，沉下了許多民船和埋設了水雷；橫石為第二封鎖線，在陣地后約5公里，也準備了大批民船，準備遇事炸沉塞江。
六十二軍軍長黃濤知道這兩重水上封鎖線作用不大，并不能阻敵侵犯，便插問：參謀處有何新對策？
張達微微一笑：參謀處準備了兩個方案：第一個是“反攻廣州”；第二個是“守備粵北”，以主力占領龍門、從化、佛岡、清遠之線既設陣地，拒止敵人北進，以確保粵北為目的。敵人主力可能沿廣從公路來犯，將我軍兵力重點保持在此以備應戰。
聽完張達的報告，余漢謀并未發言，而是用眼睛掃視著部下。自從張發奎被調往廣西后，他獨掌廣東軍事，北面，薛岳在第二次長沙會戰差點吃了敗仗，被蔣介石在南岳狠狠地罵了一頓。面對蠢蠢欲動的廣州的日軍，他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顯然，在座者對“反攻廣州”這個不切實際的方案都不表示支持，對第二個“守備粵北”方案，倒是一致同意。或許在他們心中，人家不惹你就罷了，你還有什么實力去惹人家。
既然達成共識，接下來的工作也就簡單了。余漢謀站起來，作威嚴狀掃視了眾將領一眼，開始將原有各部隊位置重新做出兵力部署：
以六十三軍守備龍門地派至從化牛背脊之線；六十五軍守備佛岡水頭至清遠氵琶江口之線；六十二軍為總預備隊位置于翁源青塘一帶并從事整訓；一五一師及教導團構筑韶關守備工事，并準備對敵傘兵部隊空降的戰斗；第十二集團軍總部位置翁源三華。而且規定各軍每一年互換任務，以便一面守備，一面整訓，作長期抗戰的措施。
會議第二天，余漢謀就接到六十三軍軍長張瑞達的電話，剛得到前線情報站最新報告，敵軍一〇四師團紛紛集結于從化太平場和增城一帶，揚言要分五路侵犯粵北。
余漢謀讓幕僚們分析，大家各抒己見，有人認為敵軍可能是換防，亦有人認為敵軍可能進行第二次侵犯粵北。余漢謀心里窩著一堆火，他知道很多情報人員在耍滑頭，只圖走私牟利，把刺探敵情放在次要，對敵軍的動作意圖、兵力部署及其番號均一無所知，有些情報甚至是憑空捏造以此邀功敷衍軍餉的，使他無法對敵情做出正確判斷。
到了4月底，雨還是沒有收住，晴晴雨雨，反復無常。前方急報，敵軍突然沿廣從公路北進，其主力已到達良口地區，正向六十三軍一五二師陣地攻擊，來勢兇猛。該師已判明敵人不是小規模的擾亂性襲擊，而是大規模的進犯。經過一天一夜激戰，敵已突破防線，國軍節節抵抗且戰且退，并反復電告戰區急求救援，有時甚至急得用明碼呼叫。
戰區司令部一下亂了陣腳，一面斥責一線作戰部隊不得用明碼通報，一面急告余漢謀請求迅速決策，面對一份份不斷加急不斷報告陣地丟失的電文，余漢謀一直意亂神迷，調兵增援良口又怕核心防備空虛，增援不力又怕真的被日軍撕開個口子長驅直入，幾經斟酌才電令六十二軍、六十五軍支援。同時做好了第二手準備，對他來說，這是不得不做也歷來擅長做的事，用他的術語叫做“有備方能無患。”
此時，韶關連日遭到敵機不斷轟炸，有時整天不能解除空襲警報，韶關市區緊急疏散，省政府機關及企業單位紛紛遷移連縣，各部隊家屬紛紛向始興和南雄縣疏散。余漢謀也暗暗把前線指揮部從三華遷往曲江大塘。
前線激戰，后方動亂，軍心動搖，以此為甚。
從化是北方先民遷徙南粵連通粵北珠磯巷和珠三角的重要通道之一，而良口地區是從化咽喉要地。戰爭初時，第六十三軍一五二師抵擋不住日軍進攻，撤出從化良口，轉到亞夷山、石榴花山的第二線陣地堅守待援。石榴花頂是良口陣地制高點，形勢險要，為粵北屏障。師長陳章親自督師，下令死守陣地，保衛亞夷山，以待援軍到達反攻。
日軍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向石榴花頂發起一次又一次進攻。國軍四五六團第三營營長廖益金率領全營并指揮第五、第六兩連官兵頑強抗敵，戰況十分激烈，容瑞廷、李第長兩連長負重傷不下火線，仍躺在擔架上指揮，所有排長副排長均已戰死，臨時任命士兵充當排長的命令就發布了三輪。
日軍見討不到便宜，又轉向第一營陣地猛烈攻擊，三營營長廖益金見狀，調集三營輕重機火力側擊日軍，支援一營，突然腹背受敵的日軍吃不住兩面夾擊，迅速撤離陣地。數日拉鋸式激戰，石榴花頂始終掌握在一五二師手中。
夜幕降臨，陳章師長命令四五六團派三營夜襲礦山之敵。是夜23時，三營營長廖益金率部抵達山頂敵陣地前沿想摸營，誰知敵軍早有準備，分兩側以交叉火力猛烈射擊，廖營長見傷亡很大，被迫退回半山腰，偷襲未能湊效。
天亮時，四五六團集中迫擊炮向日軍炮兵陣地轟擊，并令所有司號兵吹起沖鋒號，迅速沖鋒，日軍發覺進攻動靜很大，無法判斷國軍是否援兵到達，情急之下倉促還擊，不得不于下午1時撤離礦山一帶陣地，為了奪回陣地試探虛實，他們調來三架戰機向占領礦山一帶陣地的中國軍隊足足轟炸了20分鐘之久，但也未實施反撲。
當國軍一五二師在良口對敵激戰的第三天晚上，國軍六十三軍一八六師接到第十二集團軍總部命令，迅速由梅坑出發，經呂田進出良口附近支援一五二師作戰。當時春雨連綿，公路已破壞，道路泥濘，部隊行進非常困難。只因前線告急，一八六師官兵們為火速馳援兄弟師，放下部分輜重，以急行軍的速度于當晚抵達畫眉堂宿營。
部隊剛宿營，師長李卓元便接到第十二集團軍總部命令，著該師進出廣從公路，由太平場以南直至廣州，沿廣從公路，以步兵連為單位，布置伏兵，以阻擊日軍援兵及截斷日軍后方聯絡線。
參謀長黎天榮見此命令，認為不妥。他建議說，這樣分散使用兵力，不但不能截斷敵人后方聯絡線，而且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李卓元師長同意黎天榮的意見，并批了一句：這肯定是副總司令王俊在紙上談兵。
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他們忽接六十三軍軍長張瑞貴電令，著一八六師派副師長張澤深率兩團為先遣隊，經溪頭進出鴨洞口向占據良口之敵側背攻擊，師主力跟進。李卓元即派張澤深率五五七、五五八兩團依照軍長所指示方向進擊。
張澤深讓五五八團打前鋒，向溪頭急進，經過一晝夜激烈戰斗，突破敵人掩護陣地而進入鴨洞口。
戰斗中，張澤深親臨一線督戰。他見一排長臨陣退縮向后方逃跑，恨得直咬牙，拔出左輪手槍當即將其處決。他舉著還冒著煙的槍怒吼一聲：“誰敢逃跑，這就是榜樣，還有誰？”
陣地啞然，這一槍極具震懾作用，官兵們更加用命。
當晚在鴨洞口，接到張澤深的夜襲命令，五五七團團長李克煌即命第二營為右翼隊，自己親率團主力為左翼隊向高地敵陣夜襲，然而由于日軍占領制高點，居高臨下，以大火力壓制，五五七團多次攻擊受阻，犧牲慘重。
此時，李克煌這才發現，負責右翼的第二營根本沒有參戰，二營長率領該營以夜間迷失方向為借口，實則畏敵避戰，相隔數里沒有及時參加戰斗，致使團主力孤軍奮戰，未能克敵制勝，部隊傷亡過半，全團官兵僅存600余人。
李克煌火冒三丈，當即向師部報告，將畏敵避戰的二營長撤職查辦，命少校團副葉鏡臺臨戰代理二營長。
李克煌團夜襲敵陣，雖因準備不充分，遭受較大損失，未能攻破敵陣而占領之，但給占領良口之敵右側背威脅很大。國軍一八六、一五八兩師分別向日軍主力的兩翼形成鉗形攻擊，使占據良口之敵三面受擊。日開始向后撤退。
“別讓鬼子跑了！”一五八師師長李卓元抓住戰機，命令以五五七團為追擊隊，從現地出發，追擊敗退之敵。
剛上任的該團第二營代營長葉鏡臺率該部追擊至雞籠崗附近，發現敵人后衛部隊正在向南逃竄。為截斷敵人退路，他果斷率領全營繞道跑步，搶先占領前面的雞籠崗高地，以火力封鎖敵人退路。雞籠崗高地守衛戰由此打響。
6月2日下午，敗退的日軍約700多步騎，由廣從公路轉入牛步逕向雞籠崗撤退。其目的是想占領雞籠崗墟背后的豬牯嶺，妄圖從此威脅國軍在桃蓮一線的陣地，以掩護他們的退卻部隊。
豬牯嶺不過是一個標高99米的小山頭（號稱九九高地），二營營長葉鏡臺帶領全營戰士火速前進，搶先奪取豬牯嶺。當部隊剛搶占豬牯嶺后，日軍大隊人馬已退至源湖河邊，一部分正在過座長板橋。這本來是射擊的好機會，但為了全殲敵人，營長葉鏡臺決定讓他們全部過河，進入最佳射擊圈內，才一鼓作氣殲滅之。
“給我打！”葉鏡臺一聲令下，全營官兵一齊開火，咯咯的機槍聲和喊殺聲，打破了雞籠崗的靜謐。這突然的襲擊，打得日軍暈頭轉向，四散逃竄。大路兩旁都是稻田，毫無掩體，這時有部分日軍想奪橋往回逃竄，又被原先部署在豬牯嶺右側嶺仔上國軍的重機槍密集火力所封鎖。這樣幾百名日軍就被困在豬牯嶺和余米村之間的一塊田垌里，完全暴露在國軍陣地前面。日軍利用田基和堆積尸體來做掩體進行頑抗，并組織幾次向豬牯嶺反撲，都被國軍打下去，傷亡慘重。其殘部一部分沿源湖河邊向佛子坳方面狼狽奔逃，一部分則竄入余米村內，企圖利用屋墻為掩體負隅頑抗。
國軍為了一鼓作氣殲滅敵人，乘日軍立足未定之際，立即發起沖鋒。五連的周連長拿著駁殼槍的兩個指頭，被日軍擲彈筒破片削掉。他咬緊牙關，仍然指揮作戰。沖鋒號響了，他第一個跳出陣地，帶著戰士們向余米村沖去，緊緊包圍該村。
一場激烈的逐屋戰和白刃戰展開了。國軍戰士個個同仇敵愾，勇猛無比，有的和敵人滾打在一起，有的和敵人拼刺刀。經過一小時多的戰斗，全殲這股殘敵。日軍尸橫遍野。
戰后，葉鏡臺清點戰場。所攔截日軍悉數被殲，斃敵大隊長以下100余人，繳獲步機槍百數十枝、雙耳機式通訊步兵電臺一部（這是當時日軍大隊部用的新式通訊器材）及其它戰利品甚多。而國軍亦有一定傷亡，其中犧牲連、排長各1人，周連長就是在逐屋戰中勇猛追殺敵人而被暗藏在屋內的日本兵所擊中而英勇犧牲的。
與此同時，各部也向日軍展開追擊。
六十三軍一五三師派出補充團經石坑襲擊在從化溫泉的敵軍前線指揮所，繳獲軍用品和罐頭食品甚多。當時敵人正在鍋中煮米飯，還熱氣騰騰，來不及吃就慌忙逃竄。
一五二師陳章師長接到報告，有十多個敵人被包圍在良口附近的一個村莊，在多次呼喊“繳槍不殺，立刻投降”后他們拒不理睬，仍頑固抵抗。
“既然如此，那就——”陳章伸出拳頭，隨即張開五指做了個爆炸的手勢，參謀領悟，即下令集中炮火轟擊，把頑敵全部殲滅。
戰斗結束，國軍繳獲敵軍大炮、輕重機關槍、步槍一大批，繳獲日軍的戰馬數以百計，其中負傷的戰馬都宰殺了，用以慰勞全體官兵。官兵們正在吃馬肉時，忽然有一位政工隊員慷慨激昂地唱起岳飛的《滿江紅》：“……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歌聲一起，四座立即唱和。歌聲此起彼應，震蕩山谷，響徹云霄。
6月12日，日軍潰退回廣州，恢復戰前雙方陣地原態勢。這次會戰歷時一個月，斃傷日軍3000余人。戰爭是殘酷的。在殺敵的同時，國軍也有重大傷亡。戰后，第六十三軍軍長張瑞貴令各師搜集本軍歷次戰役殉難將士忠骨約3000余具葬于石榴山之陽。
據老人們回憶，當時的死傷特別嚴重，他們已在那里挖出一條條很長的坑，并倒進水泥灰漿，等到凝固了就把尸體一具一具地放進去。“那可是一層壓一層地搭著放的！你可以想象死了多少人啊！附近都是尸體，總得把他們掩埋起來，讓犧牲者得個安寧呀！”
1943年秋，余漢謀令張瑞貴在良口石榴花山麓修建公墓。1946年公墓落成，碑為錐形，高9.65米，正面刻“陸軍六十三軍抗日陣亡將士公墓”，下刻“端州余漢謀題”字樣。紀念碑右后側為“六十三軍抗戰陣亡將士公墓之銘”碑，“民國三十五年張發奎敬題”，碑高2.3米、寬0.95米。
戰后，一位蘇聯顧問到良口前線慰問。他站在石榴花頂山麓六十三軍烈士墳前，滿懷崇敬與感動，對英勇犧牲的烈士默默憑吊，并賦詩一首：“石榴花頂石榴花，遍山鮮花映紅霞。民族英雄烈士血，衛國忠魂萬古存。”
3
兩次粵北會戰中，張文彬線下的中共黨員一直以隨隊政工人員身份參戰。
會戰結束時，繆培南的六十五軍一八七師曾上報過一個嘉獎申請，為一女兵申報烈士，后因查明該女兵是中共的隨隊政工人員而被擱置，隨后無人再提起。
當一八七師在銀盞坳、潖江一線與日軍拉鋸膠著時，在混亂的撤退途中，一位女隊員病重落伍，孤零零地倒在路旁，她銷毀了隨身的文件資料后，卻再也無法動彈。此時，太陽已漸落西山，她勉強揮動著平時喜歡系在頸間的紅頭巾，讓兩名落伍的戰士發現了她。
士兵停在她身邊。“是自己人。你是哪個部分的？”
她費力地用指頭在地上畫出“187”三個字形。士兵明白她無力說話，就說：“我們也是一八七師的，我們背你去找醫務所。”
她搖搖頭，有氣無力地說“背著我，你們也走不了多遠就被追上了……”
她指著士兵手里的槍，又指指自己的胸口，做了個扣扳機的動作，士兵明白了，這是要求給她一槍，幫她了結。但兩個士兵下不了手。
聽著后方的槍聲逼近，她急切打著手勢要他們快跑，兩個士兵急忙把她搬到大樹下隱藏好后迅速離開。
夜色降臨了，見一個傷員拄著槍走過，她使盡氣力斷斷續續地乞求：“兄弟，我是一八七師的，原是一個學生，是好人家的女兒，我已經走不了啦……我有手榴彈，沒氣力拉……遇上敵人……我就不得好死了……積積德，給我一槍……求求你……”
傷兵不忍：“我們是同胞，如果你是我姐姐，我下得了手嗎？”
女兵這是已經是氣若游絲，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如果我是你……你姐姐，你能看著姐姐被敵人糟蹋死嗎？”
這位傷員一直落在后面，見前前后后沒個人影，自己應該已是最后一個，再說自己能不能走出去都難說，何況一個已經倒地不起的女兵，想著想著，側過臉含淚閉眼對準她胸膛開了一槍。這是他聽過的最漫長的一聲槍響，槍響的回聲一輩子也沒從心頭抹去。他把女兵的鮮血在自己的眉心上按了個印，然后伏在女兵的耳邊低聲說了句：“下輩子，你就是我姐姐。”
傷兵用軍刺砍下一堆樹枝把女兵掩蓋好，帶上女兵的紅頭巾和那顆手榴彈……就是這顆手榴彈，讓這位傷員千辛萬苦奇跡般地突出了包圍，甩掉追兵趕上了隊伍，他傷口未敷就立即找到師部跪在地上一淚一字地講述上面情況，并把槍交給師部要求處決。
師部的人邊聽邊記錄邊哭。后經核查，那位女隊員姓王，原是廣州中山大學附中高三學生，是政工總隊派出的隨隊政工員，師部為此上書軍部請封其為烈士。
上請未允，那條鮮艷的紅頭巾卻從師部輾轉的軍部再輾轉到廖錦濤手上。當紅頭巾從總支書記廖錦濤手上交到張文彬手上時，女兵已經離開人世近三個月。
張文彬緊握紅頭巾一任淚水傾瀉：“他們不認這個烈士，我們要認，我們要記得這樣的英雄。”
王淑敏，女，惠州人，1938年在廣東省立惠州市第三中學讀高中二年級時（時年17歲）,奉省教廳命與全省高二、高三及大學全體在校學生一起參加“軍事集訓團”，在廣州淪陷前夕，與一批學生隨第十二集團軍政治部退出廣州到翁源。后在翁源參加“政工總隊”。
王淑敏與上述那位犧牲的女兵戰友，解放后，她寫下了《我在第十二集團軍政工隊的片斷回憶》，回憶其當后親上粵北會戰的情景，真實而生動地記述了戰爭的殘酷、百姓的痛苦和熱血青年的抗戰斗志。全文有13000多字，這里選取其中一些片斷：
慰問
1940年5月，輾轉了幾個點后在馬壩“軍民合作站”被召回韶關。
原來我們在山旮角落奔走的九個多月間，時局已非常緊張，十二集團軍所屬部隊在粵北前線進行了好幾場戰役，傷亡極為慘重。在加緊后方“軍民合作站”工作之后，十二集團軍政治部李煦寰主任挑選了24名隊員隨他到前方慰問，我是四個女隊員中的一員。
戰線很長，戰爭形勢和地理條件不適宜用車，從這邊前線到另一前線全用雙腳走。隨行的有兩匹馬，一匹是李主任（李煦寰）坐騎，一匹是由警衛員牽著的馱著兩只大箱子和一個大麻布袋（慰問品）。
李主任佩著左輪，警衛員掛著駁殼槍，我們背著背包、一張氈子、一條米袋；皮帶上掛上三只手榴彈，早已知道，三只手榴彈中兩只是用來對付意外碰上的敵人，留下的一只準備用來與敵人同歸于盡。
經歷了不短時間的磨練，我們學會了走長途，學會了有一頓沒一頓餓肚子，學會了坐著入睡。誰都知道到前線去不但艱苦，還有很大危險性。可是，大家都為自己能到前線去而歡欣鼓舞。
許多同志都有“擺鬼子”（虐疾）纏著，無論在學習或正在工作，“擺子”來了就唱一句：“追兵來了，可奈何……”隨手把別人的氈子任意拿來重疊地蓋在身上躺在地鋪打顫，這已是習以為常的了，根本不視為生病。路上，發冷時，抖著身子急步走，甚至意欲把“鬼子”驅走，跑到大汗淋漓；發熱時，精神頹喪，拖著火團般的身子糊糊涂涂地越走越慢，往往落在隊伍后面。這次，我僥幸只發了一次“擺子”……
臨時收容所就是我們的工作目的地。
每到一個收容所，李主任必先把我們介紹給軍醫，然后他帶著警衛員和慰問品到前線指揮部。
我們曾學過止血包扎等基本知識，但到了現場，對遍地呻吟，甚至狂聲叫喊、漫罵的傷員簡直束手無策，手足無措。他們像落入陷阱的野獸，連掙扎的力量也沒有。是的，只有辨出人的呼叫聲才能證明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類。
我們在搜索，給最輕傷的止血，包扎、喂藥、喂稀飯，對重傷的根本不敢正視。更多的是跟隨軍醫、護士身邊為他們遞手術工具、藥品，聽從他們指揮。
有時也用歌曲鼓舞士氣，分散他們的痛苦。唱歌的時候，我總覺得羞慚萬分，輕快的歌聲和呻吟、痛苦根本格格不入。我常常盈著淚花在唱。
說來也奇怪，原來人類的感情竟有著這么偉大無私的一面，在硝煙彌漫的火線上出生入死后躺在地上的殘驅，見了我們這班四肢齊全、健康活潑的姑娘小伙子，聽到激昂悅耳的歌聲，他們竟然在痛苦的臉上擠出微笑，以感激的目光回報。他們中的大部分還是我們的同齡人啊！
敵機
向第四個點走去的時候，敵機密密巡邏，李主任帶領我們離開鐵路線爬上看不盡頭的山上找小路，這一帶出石灰巖，山上片草不長，聳立著灰矇矇大小不一的猙獰石塊。
頭頂上不斷有敵機盤旋，隆隆炮聲越來越近，漸漸地已超過我們頭頂，隱約還聽到槍聲，常識告訴我，這里已接近火線。
機聲、炮聲、槍聲扣在一起成了一曲混亂交響樂。小伙子沉默了，我們在石與石之間擇路而行，像在沖八卦陣。
敵機來得更頻繁了，似乎發現山上有目標。李主任取下氈子給我們作示范，教我們張開氈子披在身后，左右兩手各拿緊兩個角，敵機俯沖時用氈子蓋頭蓋腦遮滿全身，慢慢地蹲下去，偽裝成一塊石頭，落彈和掃射時才躺下。真是妙計，我們的氈子也是灰色的，披氈蹲下后山上不過多了二十多塊石頭而已。
也許我們笨拙的動作出了破綻，敵機兩架接兩架輪流監視，敵機飛得實在太低了，有時幾乎可觸著最高的石塊，我們不斷地重復一起一伏，累得腰酸骨痛。小伙子恨得咬牙切齒：“媽的，老子有一挺重機槍就可打下他媽的一架敵機！”
接近黃昏，敵機終于溜了，落日晚霞映紅了半邊天，我們沐浴在紅霞里，李領頭帶著跑得快的男同志跑到山下平地上。女同志來不及取下氈子飄然往下跑，只見李主任雙手交叉胸前望著我們詼諧地說：“看哪，仙女下凡啦！”憋了半天的男同志突然高興地大聲叫著：“仙女下凡啦！仙女下凡啦！”
幾天來，我第一次被逗得開懷大笑。
埋尸
1940年秋第二次粵北大捷后，開完戰利品展覽會，我們立即投入另一工作。
我們的任務是去清理和安撫被敵軍蹂躪過的地方，亦即跟著敵人屁股后走，說得更難聽一些是替敵人打掃戰場。
進入一個小墟鎮，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房子燒通了天，幸免的也張著大口，門板也沒一塊，品字形店房的空地上丟滿了破爛東西和死豬頭、豬內臟，滿目蒼夷、陰森死靜。是一幅典型的遭日本鬼子“三光政策”殘酷洗劫后的景象。
在住地隔壁。隊長帶人把地上一個白發蒼蒼的男尸體用繩子捆好抬起，叫女同志跟著走向鎮外一塊空地，放下后叫我們動手挖坑，把尸體埋掉。直到此時，我才真正知道我們的主要任務，才曉得帶大捆繩子和鏟子的用途。女同志中一位小朱同志，年紀與我相仿，個子小，稚氣未脫，見了尸體，臉色立即發白，全身發著抖，膽怯地向我身邊靠。我憐惜地著力用手搭著她的肩膀，欲把自己的力量分給她一些，可是我的手也在抖著，憐惜別人的同時才發現自己也是一個弱者。
這個尸體看來還未超過三天，因為還沒有太濃的尸臭。
我曾見過兩個死人臉孔，那是我的親人。我的兩位親人是在我撕心裂肺嚎哭中被別人埋掉的。我們全是十八九歲（虛齡）的姑娘，最窮苦人家的姑娘也不至于干這一行業吧。不，世界上根本沒有這種行業——專為別人埋葬赤裸裸的尸體。
挖好了坑，四個女孩子抖著雙手戰戰兢兢地就著抬來的繩子抬起白發蒼蒼、臉色蠟黃、瞪著兩只大大眼睛的尸體放進坑內，然后再抽出繩索，當準備鏟泥掩埋時，我怎么也不忍心把泥直接倒在死者臉上——他的眼在瞪著我啊！我急忙在地上找些樹葉蓋著他的臉……我默默禱念著：我們最多只能做到這樣，你安息吧！
埋了數個尸體之后，我麻木了，盡量側著臉不看，死了的不會可憐自己，不曉得痛苦，我是活生生的人……盡想哭，哭自己的無能，哭同胞的悲哀。
抬來的尸體越來越多了，發出的尸臭幾乎充滿了空曠，使人幾要窒息，不斷涂萬金油也無濟于事，眼前死人比活人還多，周圍連能吠的狗也沒一條，不詳的烏鴉叫聲使人從心底里打著冷顫，兩個女同志哭著跑得遠遠的，我和小張一邊挖坑一邊啜泣。
我寧愿不停地挖一個坑又一個坑，顧不上手掌起了血泡，就是害怕抬尸入坑，抽繩索面對面向著尸體時那種特殊痛苦的感受。
隊長抬著尸體來了，見我們實在干不來，叫我們也幫著抬，待齊集后才一起動手埋。
抬尸體的時候，“大個張”爭著和我搭檔，他總要我走在前頭不準看，并且把重點移往他那邊。世界上到處都有好人啊！
僅五天，包括在鎮外搜索出來的，我們共掩埋了三十多具尸體，令人最目不忍睹的是一個被強奸了的少婦和躺在她身邊明顯是被刺刀捅死的嬰孩。“大個張”正亂找東西掩蓋少婦下身，隊長一揮手，叫我們離開。
小鎮基本上清理完了，個個身疲力竭，精神萎靡，準備撤退。
這次打掃戰場工作共去了四個點，點與點之間有的較近，有的遠到連隊長也不知東南西北。
四個點的工作同一個樣：同樣的抬埋死尸、同樣的驚心動魄、同樣的夜不成眠、同樣的嘔吐吃不下、同樣地走那永無休止的死靜道路……同志們疲沓了，個個臉色蒼白，精神頹喪。我的精神狀態已到崩潰邊緣。
回到韶關第二天我病倒了，被送進了河西醫院。
沉默一陣后，張文彬聽取了廖錦濤有關中共黨員在兩次粵北會戰中的表現的匯報。
廖錦濤是廣東南海縣人，一位組織能力很強又具有親和力的熱血青年。廣州大學畢業后，他來到澳門參加抗日救亡領導工作。1937年8月12日，澳門最大的抗日救亡團體“澳門四界救災會”成立。廖錦濤當選為理事會理事兼宣傳部副主任。“四界救災會”團結大批愛國青年，大力開展籌募、慰勞、宣傳等活動。尤其是籌募活動持續開展，深入澳門各階層，其發動面的廣泛和籌募成績的巨大，是澳門從未有過的。
廣州淪陷后，澳門組成了“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推選廖錦濤為團長。從1938年10月至1940年6月，回國服務團組成11個隊共160多人，回到西江、東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參加抗戰。其中參加第十二集團軍工作的“回國服務團”成員共122人。為了組織回國服務團，廖錦濤經常來往港澳和內地之間，發動青年前赴戰地服務；并負責籌備“回國服務團”活動經費、前線急需的藥物和軍用物資等。他的公開身份是第十二集團軍政治部上尉組員，具體負責政工總隊的工作。
第一次粵北會戰前夕，第十二集團軍大部分政工隊員集中在新豐，經短期訓練后，便分派到各縣發動群眾，把靠近前線的公路、橋梁作徹底的破壞，使機械化程度較高的日寇削弱了機動性。會戰打響后，政工隊員冒著紛飛的戰火，和部隊共同進退，與敵周旋。他們組織擔架隊，在火線上搶救傷員；幫設軍醫站；組織運輸隊，送茶水、飯菜到火線，或者運送彈藥，必要時還擔任臨時通訊員，偵察敵情等。他們跟連、排長在火線上指揮作戰，鼓勵士氣。打仗完畢后，要調查傷亡、慰問傷兵和民眾、調查敵情、寫戰報。臨戰前，又要探尋道路、疏散居民、堅壁清野。政工隊工作的對象是以士兵和群眾為主，向他們進行抗日救國教育，強調軍民合作的重要意義，口號是：“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原是一家人”。過去，老百姓見到國民黨軍隊上門，總是避之大吉，矛盾很多。自從政工隊來了之后，軍民之間好似架起一座橋梁，彼此的關系改善得多了。
蔣介石見余漢謀在第十二集團軍內部另起爐灶，自辦政工總隊，自然一百個不高興，不承認這個政工總隊，因而重慶軍委會政治部不肯給政工總隊發經費，也不肯承認其編制。這導致第十二集團軍的政工總隊的隊員身份很特殊，既不是官，也不是兵；穿的是軍官服，生活待遇卻是個兵。尤其是政工人員上戰場時沒有槍，每人只有三兩個手榴彈，個別的自備刺刀、鐵棍以作自衛，十分危險。連不到十八歲的女隊員都做好了準備，碰到敵人時，兩個手榴彈留給敵人，一個留給自己，絕不做俘虜！
盡管如此，這些年輕的政工人員仍熱情高漲，忙得不亦樂乎。大部隊集中時，他們要在駐地出墻報、演話劇、編士兵課本、學習理論、討論國內外形勢。他們個個都能講、能寫、能唱、能演戲。不少人還有著音樂天才，且善于就地取材，制造樂器：削一根小竹管，就可以做竹笛洞簫；取幾個碗盛不同份量的水，就可以打出琴樣的聲音，作為敲打的樂器；在路上摘一片樹葉就可以吹木葉。他們還排演話劇，不但在部隊內演出而且還到社會上公演，獲得好評。如《放下你的鞭子》、《李二嫂送雞蛋》、《捉漢奸》等等，都經常在宣傳時演出。他們很重視革命理論，到處找尋進步書刊。共產黨的宣傳刊物雜志，他們十分珍愛；為了怕人知道，故意把封面折下，糊上《總載言論》或《三民主義》等國民黨宣傳書報的封皮，偷偷閱讀。那時候，用抗戰歌曲鼓舞士氣，振奮民心，促進軍民團結支援抗戰，起過很大的作用。政工隊教士兵和群眾熟唱的歌曲很多，如《義勇軍進行曲》、《槍口對外》、《打殺漢奸》、《軍民合作》等。這些歌曲思想內容豐富，曲調雄壯有聲，有些流傳至今，還令人愛唱愛聽。
張文彬問：“聽說你們歸國服務團也在戰前做了很多工作。”
廖錦濤笑著答：“第一次粵北會戰后，為了擴大宣傳這個戰役的勝利成果，進一步推動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對抗戰的支持，我帶著余漢謀簽署的命令，回到港澳，繼續動員一批青年回國服務，并把在港澳捐募到的平版印刷機、鉛字、棉衣、蚊帳、藥品等一大批物資，經過長途跋涉，運送到韶關。這些印刷機及鉛字交付新成立的大成印刷廠使用，為抗日宣傳發揮重要作用。可以說，廣大政工隊員滿懷愛國豪情，朝氣蓬勃地投入工作，對推動第一和第二次粵北戰役的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敵人曾下令；每抓到一個中國政工人員賞40元。”
張文彬關心地問：“政工人員傷亡大不大？”
廖錦濤沉重地說：“這么大的戰斗豈能避免傷亡？共產黨員、一五七師政工隊員陳兆佳在第一次粵北會戰中英勇犧牲。在抗戰中犧牲的中共黨員還有黎景伊、洪佩蘭、戴卉清和呂覺覺等，其中有的人是只有十多歲的女孩子。共產黨員、一五二師政工隊員、后任該師四五四團七連指導員的姜渭康，在一次阻擊戰中炸傷了三名日軍，完成了掩護部隊撤出陣地任務，自己負了重傷。政工總隊的《隊報》發表了《敬禮，姜渭康同志》一文，贊揚了他英勇打擊日軍的事跡。同時，受到表揚的還有伍兆輝、陳學勤、許喧廣等。”
張文彬忍不住內心感動，稱贊說：“這些青年都是好樣的，一定要號召大家向他們學習。”
廖錦濤平靜了一下，繼續說：“第二次會戰勝利后，第四戰區政治部劇宣隊到良口前線來慰問部隊。當時劇宣隊有位共產黨員叫何芷的譜寫了粵北抗戰歌曲，其中有：《良口峰煙》、《血戰雞籠崗》，流傳很廣，鼓舞了人心士氣。我給你唱一首《石榴花頂石榴花》吧。”
說著，廖錦濤自打著拍子唱起來：
石榴花呀石榴花！石榴花頂上開著石榴花，它紅過珊瑚，紅過琥珀，紅過血也紅過朱砂。
五月敵人再猛撲良口，要直撲曲江，打通粵漢線，我英勇的兄弟們，卻在石榴花頂消滅它。
任你飛機、大炮、毒氣都不怕，左來左打，右來右打，打打打打，打到敵人回老家。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到敵人回老家。
石榴花呀石榴花！石榴花頂上開著石榴花。它紅過珊瑚，紅過琥珀，紅過血也紅過朱砂。它吸取了敵人血的精華！它吸取了敵人血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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