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紀實《潛流》由廣東省作協殘聯分會會長王心鋼、韶關市作協主席榮笑雨和國家二級作家李迅共同創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華南抗日戰場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詩性作品，涉及的歷史事件主要有廣州淪陷、韶關成為戰時省會，兩次粵北會戰，香港營救文化人、東縱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點塑造了紅色省委書記張文彬烈士的光輝形象，人物有血有肉，豐滿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現實主義之上的傳奇想象，富有情節性、故事性、傳奇性、可讀性。通過此書，讀者將真實了解到抗戰時廣東省委的烽火歷程，感受一代共產黨人為了民族解放的獻身精神。
今天，讓我們來品讀《潛流》第五章：粵北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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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正是李花盛開的季節。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三華李樹猶如一片白雪籠罩。翁源三華李始種于明朝嘉靖年間，是粵北唯一以原產地命名的水果。余漢謀愛吃三華李，每年三華李成熟時，他都要叫人送幾筐到廣州來嘗個鮮，可今年到了三華李的家鄉，望著這一樹樹的李花，他心里卻是苦的。
自廣州失守后，余漢謀埋頭苦干，少說多做，厲兵秣馬。日軍隨時有北犯韶關的可能，他做著一切迎敵的準備，特別是老戰友薛岳將軍在湘北打了一個漂亮的長沙大捷后，他也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后，余漢謀就未雨綢繆，把翁源三華鎮確定為抗日后方根據地，在這里秘密建了四座地下室，作為總部指揮所和儲藏重要物資的國防工事，其中位于三華中學“步謙亭”東北側后山窩的一座是總部指揮所，占地面積五六十平方，挖地十米，全是鋼筋混凝土結構，四周壁厚80厘米，室頂加蓋80厘米厚的鋼板，即使敵人投下重鎊炸彈也難損毫發。此室有一廳一房，依靠排氣扇通風，還加設防毒氣裝置，大門是防燃隔熱的鐵門，里面電燈通明，架有五六臺電話和一部電臺，余漢謀可在此自如地指揮部隊。
地下室坐北朝南，三面環山，地表樹林茂密，草木叢生，遠望連田仟佰，果樹成林，一派田園風光。有一條公路蜿蜒于山林間，小汽車可直達地下室門口。在地下室外的不遠處，還蓋有幾間簡易木房，可供余漢謀日常辦公和食宿之用。遇有空襲，人員可迅速撤入地下室。1938年冬，日軍空襲三華，把地下室外的木房炸得稀巴爛，躲在曲尺防空壕的士兵也被炸死，地下室指揮部卻安危無事。
余漢謀打聽到，在翁源周陂鎮，曾出了一個著名的抗倭大將陳璘。
那是在明萬歷年間，日本史上人稱“戰國第一奇男子”的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后，積極從事對外擴張。1597年7月25日，豐臣秀吉大肆入侵朝鮮，兵力達14萬多人，如狼似虎，狂風卷席，并一舉殲滅了朝鮮水軍。明朝廷傾全國之力援朝。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翁源籍將軍陳璘率5000名廣東兵、500艘戰艇，從廣東出發，不遠萬里，馳援朝鮮。
1598年2月，陳璘升任御倭總兵官兼水軍提督，掌管整個水軍。同年8月，豐臣秀吉病死，日軍計劃分三路從海上撤退。當時，中朝聯軍水師主力2.6萬人，戰船約800艘，部署在古公島一帶海面，陳璘任主帥，鄧子龍、李舜臣為副帥。最先獲悉日軍撤退情報的陳璘，決定在露梁以西海域阻擊日軍。
11月19日丑時，日軍上萬人、戰船500余艘，遭到中朝聯軍三面合圍，一場驚天動地的海戰轟然展開。炮火連天，短兵肉搏，浮尸如萍。中國老將鄧子龍、朝鮮水軍名將李舜臣壯烈犧牲。陳璘乘勝揮師西進，毀倭船七八百艘，斬溺倭兵兩萬余人，將倭寇首領石曼子擊殺于半海，生擒倭帥平正成、平正秀而歸，并與陸路劉延軍夾攻順天日軍，取得了露梁海戰的徹底勝利……
也許，陳璘將軍沒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后的330余年后，當年的倭寇打進了中國，打進了他的家鄉，敵機把當時的翁源縣城翁城夷為平地。
頂著火熱的陽光，余漢謀來到陳璘的家鄉——周陂鎮龍田村陳太保祠里，祭祀這位“嶺南抗倭第一人”。面對著陳璘的畫像，他感到異常愧疚，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奉上祭聯：
專征伐以討倭夷遼海建奇功民族英雄名不朽，
聞鼓鼙而思將相國人崇祀典大明太保廟長興。
當地一位族長為鼓勵國軍抗日，特將陳璘將軍唯一留傳于世的七律詩錄下，贈予余漢謀。余漢謀甚喜，將它掛在自己的地下指揮所以自勉：
幼習干戈未習詩，三公何必苦留題？
絕發結繩牽戰馬，拆袍抽線補軍旗。
江南美景君曾志，塞北風寒我自知。
胡夷百萬臨城下，為何不去吟首詩？
此時的余漢謀充滿雪恥之心。他暫時放下黨派之爭，只要對抗日有利對復興第十二集團軍有利，他什么方法都敢試，什么人都敢用。他知道共產黨最擅長做政治思想工作，得請他們來為他的第十二集團軍官兵鼓勁，為此，他親到八路軍駐韶關辦事處找云廣英。
云廣英向余漢謀建議，要想復興第十二集團軍，必須通過整軍來建立政治工作，以迅速提高部隊的戰斗力；要重視培養青年軍官，發動群眾參加抗戰，同時要在軍事布置上以主力控制北江戰略要地，以適當力量控制西江與中區，以防止日軍北進或西進。
余漢謀連聲表示贊同，說做政治工作是貴黨的強項。北伐時，就是因為貴黨的支持，才確保了北伐的勝利。今天，我來的目的，就是希望貴黨派干部到第十二集團軍開展政治工作。
云廣英說，支持友軍抗日，建立廣泛抗日統一戰線，是我黨的一貫主張。我一定把將軍的意見轉達我的上級。
借著熱乎勁，云廣英向余漢謀提出要求，韶關山長水遠，與上級聯系不便。八路軍駐韶關辦事處能否設一臺電臺，以保持和延安聯系？
余漢謀滿口答應，這個好說。
云廣英見余漢謀答應得這么爽快，自然十分高興，因為從此，不僅是八路軍駐韶關辦事處，而且中共廣東省委也可利用電臺與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進行聯絡。
送走余漢謀后，云廣英迅速向張文彬反映了與余漢謀見面的情況。
云廣英告訴張文彬：“余漢謀為了挽回聲譽和鞏固其廣東地位，與其親信李煦寰等達成共識，認為目前應采取忍讓態度，內部要積極進行補充訓練，提倡臥薪嘗膽、明恥教戰的方針，如能打幾次勝仗，情況就會好轉。根據這個方針，余漢謀抓住日寇占領廣州后只顧鞏固廣州外圍，暫停北上之機，對所屬部隊進行大規模整訓，即在翁源南浦成立第十二集團軍軍官補訓團，分期分批調訓各級軍官，同時準備廣泛招收從廣州撤退到西江、北江一帶以‘抗先’為骨干的戰時工作隊以及省內愛國知識青年，在翁源江尾香泉水舉辦第十二集團軍軍官補訓團政工總隊，并將這個機構納入南浦軍官補訓團的編制。”
聽完云廣英的匯報，張文彬指示說：“根據中共中央‘最普遍地推動友軍友黨進步’的方針，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大好時機派一批黨員進步青年進入第十二集團軍政工總隊，這樣既有利于加強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提高部隊戰斗力，又可在軍隊內部秘密建立中共黨支部。問題是，我們的人該如何進入政工總隊呢？”
“這個好辦。目前，政工總隊正在公開招考隊員，考場主要設在韶關、梅縣和及第十二集團總司令部駐地三華，隊員們可以以集隊名義或者個人的名義去報考。”
“我看這樣吧，抗先隊、香港回國服務團、澳門四界救災會歸國服務團以及廣州藍白劇團都是由我黨秘密領導的團體，可以集體名義報名參加，其他人可以個人名義報考。”
翁源屬純客家地區，家族聚居圍樓（圍屋）的傳統已有很長的歷史。客家圍樓在翁源遍布各鄉鎮，其中，在翁源江尾鎮，保存有明、清時期建造的古代客家圍樓就有59座，最有特色的是葸茅村的八卦圍和南塘村湖心壩的客家樓群。而香泉水村（今名長江村）也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古老山村，進入村中，可看到各式圍樓，有三角形、四角形、五角形和曲線形的，外墻質料均用磚石砌結，雖經漫長歲月的沖刷，仍然巍峨堅固。
3月中旬，政工總隊正式開學，年輕的學員從各地紛紛到達香泉水駐地，像一群歡快的小鳥，給這個偏僻的山村帶來了蓬勃生機。
政工總隊部設在香泉水陳氏祠堂內。總隊長龔楚是樂昌人，他原是紅七軍參謀長，紅軍長征后，原本留下來堅持游擊斗爭的他，離開隊伍，主動投靠國民黨，成為中共知名的叛徒。如今國共合作，余漢謀讓他擔任總隊長這個角色，面對昔日的戰友，他多少有些尷尬。
總隊下分兩個大隊，分別駐在香泉水河的南北兩岸。以第一大隊的一、二、三、四中隊（全部男學員）駐在北邊村莊，大隊長是黃植虞。第二大隊的五．六、八(全部是女學員)中隊及獨立區隊（全部是廣州撤出的藝協和藍白劇團成員)駐在南邊村莊。大隊長是何清元。香泉水村沒有大房子，學員們便自力更生，在村口的山坡上臨時搭建了一座可容千人的大棚廠，作為總隊的課堂，并在離此不遠較為平坦的地方，開辟了一個大操場。
政工總隊訓練的內容分為軍事和政治兩部份，軍事方面由各級隊長負責，政治方面由總隊訓育室主持，政治教官很多都是全國知名的進步人士和名流學者，如張育康、林楚君、豢致、王鼎新等都是很有名氣的人物。政治課程有《日本侵華史》、《國際形勢》、《三民主義》、《抗戰文學》、《日語口號》和《軍隊政治工作》等，各中隊均有政治指導員三人。他們是原第四戰區政治大隊成員，并且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
盡管抗戰時期物力艱難，條件艱苦，但這批青年學員純潔熱情，朝氣蓬勃，精神煥發。雖然身上穿的是領來的并不怎么合身的士兵服裝，但他們書報不離手，嘴里常哼著激昂的抗戰的歌曲。
李煦寰，字彥和，1896年生，廣東惠州人，早年畢業于廣東陸軍小學。辛亥革命后，入北京陸軍醫學院。旋留學法國，獲里昂大學博士學位。從法國歸國后，他歷任第一軍政訓處主任，第四路軍總司令部、第十二集團軍政治部特派員，擢中將銜，深受余漢謀器重，負責組織政治工作大隊和政工總隊，致力于抗日宣傳和動員工作。
李煦寰頗有書生情懷，很崇拜其同鄉、民主進步人士鄧演達先生，希望自己訓練出來的政工人員像北伐時期的政工人員同樣有威信、有能力與權力。由于李煦寰比較開明，訓育室工作人員采納合理建議，在各中隊中由學員選出“工作委員會”(相當學生會)實行民主管理。因而，當時學員開展各項活動以及學習的方法，可以說基本上是仿效“陜北公學”和“抗日大學”的做法。連“抗大”的教育方針“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都張貼或寫在課室和營房門口，張文彬第一次到這里時，有點進延安“抗大”校園的感覺。
不僅如此，學員還可以公開閱讀馬列主義和進步的書刊，韶關的生活書店經常派人到香泉水來推銷進步書籍，各中隊的墻報，內容豐富多彩、不論形式或內容都宥相當的水平。學員還經常舉行民主生活會，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幫助大家共同進步。每逢周末晚上則舉行游藝晚會，場面熱烈，或由各中隊表演節目，或由獨立區隊演出抗戰戲劇，使學員們精神生活豐富多彩。其中獨立區隊演出的《流寇隊長》一劇感人至深，遠近馳名。
政工總隊成立伊始，中共廣東省委青委書記吳華直接領導這里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并成立以政工隊員廖錦濤為書記的中共地下工委，在各中隊成立黨支部。據統計，當時整個總隊有學員800多名，其中，中共黨員210多名。這足見中共廣東省委對總隊的影響。
同年10月，政工總隊隊員們結業派出工作。每十五人為一隊，分別派到第十二集團軍所屬各團去，一個團派一個隊，有些師部也有一隊政工隊。每一個政工隊以中隊為基礎，配備一些共產黨員和骨干力量，并適當搭配一些女同志。此外，還編了一個80人左右的政治大隊，直屬第十二集團軍政治特派員室領導，簡稱為“新政大”。
政工隊員正式派出工作后，原來第十二集團軍軍官補訓團政工總隊這個訓練機構撤銷，改為第十二集團軍政工總隊，總隊長由李煦寰兼任。并指令各師(旅)政治部主任兼任副總隊長，各團的政訓室主任為政工隊長。但是實際工作完全是由政工隊去做。
在結業儀式上，李煦寰對余漢謀匯報說：“這班‘細佬’朝氣蓬勃，到了前方，士氣當為之振奮！”
余漢謀如獲至寶，令李熙寰放手讓他們工作，并交代說，大戰即臨，正是他們用武之際，這些政工人員愿帶兵，就給他們當連、排長，作下級軍事干部，以加強我軍的基干力量。
于是，隊員們高唱著抗戰歌曲下到部隊，猶一團團熱火在燃燒。
同志，你聽：抗日的歌聲四起；你看：大旗在火光中高舉；我們熱烈地相聚，也熱烈地別離。學習、斗爭，斗爭、學習，工作中鍛煉自己，握緊鋒利的武器——馬列主義，抱定堅定的立場，抗日救國。努力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擁護革命領袖，反對漢奸、托匪、日本帝國主義……
這批政工隊員可謂是及時雨，剛下到部隊不久，戰爭的風云隨之降臨。
2
1939年，自第四戰區成立后的1至10月間，過渡了一個平靜的時期，除了孤懸海外的海南島于2月間被日軍占據和鞭長莫及的潮汕于6月下旬失守外，主要的正面，仍保持著對峙狀態。張發奎正好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做好戰爭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張發奎治軍是重實效的，余漢謀的部隊最致命的弱點就是缺乏實戰，沒有大戰的經驗，尤其是有“懼日”心理。因此，張發奎在加強對基層軍官的集訓同時，每隔一個多月就發動一次實戰練兵，找日本人當陪練，前后共主動向日軍發動了４次襲擾戰。這一年的粵北操演，第十二集團軍不僅取得了作戰經驗，其作戰素質取得驚人的成長，而且熟悉了粵北地形。
廣東在三水、花縣、增城、石龍一帶是三江沖積出來的平原，但以北以東則進入丘陵地帶。尤其佛岡以東的良口、牛背脊、梅坑、青塘一帶，地形破碎，人煙稀疏，層巒峻嶺，最不適合大兵團作戰。張發奎抓準了這點將第十二集團軍長期部署在縱深狹窄的山區作為決戰的戰場。這也是后來粵北會戰致勝的主因之一。
張發奎的襲擾和威脅，讓日第二十一軍煩不勝煩。為改善態勢，該軍于1939年８、９月間向大本營建議對第四戰區和第十二集團軍司令部所在地韶關發動一次攻勢，殲滅第十二集團軍主力，將占領區擴大到翁源、英德附近。日軍還想以此戰鼓勵和支持汪精衛建立華南傀儡政權。11月15日，日軍大本營批準了第二十一軍的作戰計劃。但這時第二十一軍正在進行南寧作戰，已無機動兵力可用，于是大本營又將第三十八師團和近衛混成旅團從日本本土撥歸第二十一軍序列，遂行向韶關的進攻作戰。
第二十一軍待各部隊集結完畢后，以第十八師團（師團長久納誠一）、第一〇四師團（師團長濱本喜三郎）和近衛混成旅團（旅團長櫻田武）組成向韶關進攻的兵力，預定12月26日開始行動。但12月18日南寧昆侖關方面戰況趨緊，第五師團告急，第二十一軍決定改變韶關方面作戰計劃，將作戰區域由韶關縮小到翁源、英德，開始攻擊的時間提前到12月24日，以便盡快抽出兵力向南寧方面增援。
卻說11月15日桂南會戰打響后，正在桂林開會的張發奎顧慮著西江方面第三十五集團軍和第十六集團軍接合部的空隙，擔慮著廣州灣的被襲及西江側背的安全。他匆忙離開桂林，巡察西江防務，并急電余漢謀做好迎戰準備。
果如張發奎所料，為策應桂南的作戰，不讓粵軍入桂支援，駐廣州的日軍在粵北發動牽制攻勢，企圖從廣州往北打通粵漢鐵路南段，占領韶關，在翁源以南地區殲滅余漢謀部主力，將占據區擴大至英德、翁源。日軍這一招很陰毒，如果韶關淪入敵手，以長沙為戰略部署中心的第九戰區其后退決戰戰場的整個后方將對日軍開放，后果不堪設想！
張發奎不在曲江指揮，余漢謀有點驚慌失措，趕忙任命有大戰經驗的繆培南為前敵總指揮，并召開戰前分析會。
第十二集團軍參謀長張達匯報說：“這次進攻，日軍作好了充分的準備。據可靠情報，廣州日軍的主力有南支派遣軍一〇四師團、十八師團，加上從日本新調來的精銳部隊近衛混成旅團，共4萬余人投入此戰，統一由日第二十一軍司令長官安藤利吉中將指揮，部署分三路進攻：左路以一〇四師團1萬人沿粵漢鐵路進攻銀盞坳、源潭，經英德直犯曲江；中路以近衛混成旅團1萬余人，由從化良口、佛岡進犯翁源；右路以十八師團1萬余人沿增城、龍門一線包抄。日軍這個部署，顯然企圖中間突破而席卷兩翼，達到侵占曲江的目的。”
余漢謀眉頭一皺：“我軍方面目前如何部署？”
“我軍作戰方針是固守既設防線，部隊作守勢防御配備。部署黃濤第六十二軍于右翼，守備清遠、氵琶江、佛岡至水頭之線；張瑞貴第六十三軍為左翼，守備從化良口、牛背脊，增城派潭、東洞、龍門地派至新豐梅坑之線；繆培南第六十五軍為總預備隊，置于曲江烏石、馬壩和翁源新江一帶，策應各地區的作戰。”
余漢謀自知沒有與日軍打大仗的經驗，必須讓張發奎回來坐鎮。他說：“立即與在南路巡視的張向華長官取得聯系，請他速回曲江。”
然而，遠水解不了近渴，張發奎遠在西江，交通不便，一時趕不回來。而從11月下旬開始，戰斗已經打響。余漢謀在三華總部隨時關注著前線送來的戰報。
開戰之初，日軍沿粵漢鐵路向清遠銀盞六十二軍一五二師陣地猛撲，激戰甚烈。該師吳麒營長以下官兵多人陣亡。其后六十二軍一五七師及六十五軍一五八師、一八七師先后在銀盞坳、伯公坳與及源潭等據點與敵反復爭奪，激戰十余天，雙方傷亡不少。
在爭奪伯公坳一戰中，國軍第一線官兵，冒險犯難，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為掩護部隊沖鋒，六十二軍一五七師九四〇團機槍第二連連長陳劍甫親自當重機槍射手，對敵猛烈掃射，身受重傷，不肯后退一步，直至流盡最后一滴血。機槍班長見狀，接過機槍繼續射擊，并大喊：“為連長報仇！”話音剛落，又中彈陣亡。接著，幾個機槍手前仆后繼，先后都犧牲，最后，整個機槍班只剩一人生還。足見當時戰況的激烈，以及國軍士氣的旺盛。由于日軍重炮十分厲害，而國軍沒有重炮，九四〇團一線部隊損失了約四分之三，官兵傷亡慘重，只得撤出伯公坳陣地。但他們堅信一定會打回來的。
盡管中國軍隊頑強戰斗，不少據點得而復失，但未能遏止日軍北進。在日機輪番轟炸的掩護下，日軍采取鉆隙迂迥戰法，致使中國軍隊處于兩翼被包圍態勢。12月中下旬，敵左翼進至河源，右占翁源的官渡，來勢兇猛，韶關異常震動。
余漢謀陷入痛苦的深淵，經過一年的厲兵秣馬，不但不能雪恥，反而又失陷了粵北。一年前失守廣州時舉國滔滔的譴責，仿佛又將踐踏他軍人的名譽。情急之下，他又像上次廣州那樣，打算逃啦。他給手下的電令是“敵人有進犯韶關企圖，本總司令部特移南雄，并飭前線各部隊撤退到南雄縣、始興縣地區，繼續抵抗”。
逃跑前，他還不忘將英德縣青塘、翁源官渡所存的彈藥、器材、糧食、被服等的倉庫進行燒毀。燒毀時只聽爆炸聲隆隆，烏煙沖天，遠近見聞，民眾誤以為敵軍已竄犯英德青塘和翁源三華墟總部所在地，紛紛逃離。
此時，省政府已遷至連縣，韶關只留下省主席李漢魂帶少數隨員堅守。余漢謀命令韶關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執行“焦土政策”，火燒韶關，并發下了幾百罐五加侖裝的煤油，作為燒韶關之用。
莫雄接到命令后，心情格外沉重。
早在日寇進攻大坑口之前，余漢謀已命令各地將接近敵人150公里左右的大小道路一律破壞，挖了無數道深溝，有的深達數丈，以此“抵御”日寇。莫雄對焦土政策十分不滿，曾當面向余漢謀提出：“敵人尚未打到跟前，我們便將自己的動脈切斷，這是十分愚蠢的做法。我們應積極運動，阻擊敵人，這才是真正的抗戰。”但余漢謀不以為然。
現在，莫雄接到余漢謀親自下達的火燒韶關命令，望著古色古香的風采樓，心中非常矛盾與不安。韶關城這個歷史文化古城若毀于一旦，數萬市民將會在火海中憤怒聲討自己這個惡魁禍首的。不!不能燒!他下定了決心，在日寇進攻韶關的真正威脅未到來之前，決不燒城。
莫雄速傳保安司令部情報組長陳錫，面受機宜，吩咐他將煤油罐分放到全城各街頭巷尾，做出要火燒韶關之狀，以掩余漢謀耳目。但在未接到他的命令前，絕對不得點火。
布置停妥后，莫雄通過各種途徑，密切地注視著大坑口日寇的軍事動態。
此時，進入翁源境內的日軍如入無人之境，經新江、翁城、官渡、六里，一直打到三華墟，沿途燒殺搶掠，強奸婦女，無惡不作。在三華，日軍把余漢謀的地下室洗劫一空，又用炸彈炸毀。
日軍原本想繼續進攻翁源龍仙墟，沿途遇到以肖亞彬為首的十幾個抗日小分隊的阻擊，不明虛實，加上四處道路都被破壞，只好暫時駐到周陂新街。當晚，日本兵把搶來的花生油放到大鍋里，將棉被當燈芯徹夜點燃，光照如晝。又架起一堆堆篝火取暖。獸欲強的日本兵找不到年青女子，連老婦人也不放過，輪奸完了，還把樹枝捅入被輪奸女子的陰道中……
第二天一早，日本兵撤離，除了能帶走的東西外，把整個周陂新街燒得一干二凈，未能走脫的居民被燒得焦黑……
3
粵北戰事吃緊，張發奎于12月27日快馬加鞭趕回韶關指揮作戰。陳誠、李濟深也奉蔣介石的命令前來韶關督戰。
張發奎素來主張“以攻為守”，決心以主動制敵機先的戰術行動，對敵施行機動的攻擊。他在全面了解敵情后，用指揮棒對地圖一指，分析道：“我們要以凌厲攻勢來摧破敵人的企圖，決不能令部隊以守勢施行逐次抵抗，因為曲江是戰區的基地，距第一線不及100公里，再沒有深廣的地區可以逐次抵抗，必須以主動的攻擊手段，把握時機，乘敵人突進分離、戰線拉長的機會，予以各個擊破。”
他放下指揮棒，果斷地說：“命令，作為從九戰區來韶增援的第五十四軍，由曲江向大坑口、新江墟、翁源方向急進，向敵攻擊；右縱隊除第六十五軍之一部扼守主陣地要點外，集結主力于佛岡、水頭附近策應各方面之作戰；第六十二軍所部向從化、良口間鉆隙迂回截擊敵后，攻占從化、增城以北地區。左縱隊以一部固守沙田、梅坑、新豐之線，以有力之一部尾擊地派以北的敵人并把它殲滅。同時命令，東江指揮所主力由惠州向龍門、左潭、鐵崗截擊敵后，第二游擊縱隊積極襲擊新豐、龍口、江村之敵。第三十五集團軍暫二軍，即由四會向清遠沿北江西岸夾擊敵人。第六十三軍進擊北江東岸，截擊敵后之交通。”
下達命令后，張發奎對戰爭給予樂觀的期待，如果我正面能拒止敵人，從中間突破，則敵人必將陷于分離狀態，廣韶公路方面之敵，必將受多方面之優勢兵力壓迫而崩潰。
余漢謀聽后，心中有了底。
最能領悟張發奎“化攻為守”戰略意圖的是第六十二軍軍長黃濤。黃濤是廣東蕉嶺人，云南講武堂畢業，1928年任國民黨軍上校團長。后留學德國。1934年回國，歷任石井兵工廠廠長、陸軍第一五七師師長兼廈門警備司令、第六十二軍軍長。他指揮部隊素以強悍著稱。
牛背脊位于從化縣城之北約40公里，是翁從公路線上的一個墟鎮。這里山地連綿，峰戀重疊，流溪河環繞于東南北三面。當中有個村名叫軍營村，從這村名可知歷來是軍事上一個要隘。廣州失陷，國軍退守粵北防線，牛背脊也被劃為主陣地。但在12月20日，負責固守該地的一八六師遭到日軍主力近衛師團進攻，稍接觸即輕易放棄牛背脊，向北遠逃，致使敵人如入無人之境，直迫沙田、梅坑等處，對粵北部隊形成大包圍之勢。
此時，余漢謀電令正由鐵路方面回到佛岡，集結休整的六十二軍，放棄佛岡撤至上呔、下呔東西線一帶山地防守拒敵。
黃濤軍長認為這樣消極防御、被動挨打于己不利，馬上用有線電話打給余漢謀，大膽提出兩個主張：“一，既然敵軍傾巢來攻，廣州必定空虛，我率六十二軍直攻廣州，這是上策；二，我率本軍由佛岡水頭墟附近向牛背脊、良口敵之據點攻擊，截斷敵之后路，俟攻擊奏效后，再向呂田方面席卷而上，對沿翁源從化公路突入梅坑以上敵軍后尾部隊而攻擊之，使敵之后方聯絡線完全陷于斷絕，這是中策。”
余漢謀聽了這些主張，一時無法答復，只囑黃濤暫時保持電話5分鐘（此時電話不易通話），俟其與王俊副總司令、張達參謀長商量之后，再作決定。
經過漫長的5分鐘等待，黃濤終于等到余漢謀的命令：“進攻廣州是攻據點，不容易。縱然攻入，亦不易守。不如就近攻擊牛背脊、良口敵之后方聯絡據點較為穩當。就照你第二個主張行動可也。”
在做出反攻命令之際，余漢謀還不忘向重慶的蔣介石表決心，準備犧牲到底：
漢謀率直屬部隊親赴前線，以策全面之作戰。幸而成功，則上賴總理之靈，鈞座之福；萬一中途挫折，亦達求仁得仁之目的，而不負鈞座平日犧牲到底之訓示。
反攻命令下達后，繆培南六十五軍為總預備隊，由張瑞達六十三軍正面邀斗，掩護黃濤六十二軍之戰略迂回。12月27日深夜，六十三軍易守為攻，猛撲日第一〇四師團。該師團一時反應不過來，陣腳大亂之下，一退數里。
而六十二軍則以第一五七師練惕生部為前鋒，悄然從佛岡繞道從化，朝日第十八師團腰翼，冷不防地一刀捅過去。27日早6時，該師九四〇團集中迫擊炮、重機關槍等火力，掩護第三營攻擊前進。同時派特務連一排迅速搶占牛背脊西北端的最高峰——尖峰山。當晚敵人放火燒山，該排士兵利用石巖躲避，未遭傷亡。
翌晨，日軍以為尖峰山的國軍將士全被燒死，10多名日本兵帶著軍犬，大搖大擺地爬上山來搜索，年僅20多歲的特務連一排排長何鐵南手握輕機槍向敵猛烈掃射，當即斃敵5名。日軍立即派兵向山頭發起進攻，該排又以集中猛烈的火力把敵人壓得不能抬頭。有幾個日兵拼命仰攀著，被國軍士兵的手榴彈收拾了。
日軍異常惱怒，調動大部隊進攻，成百敵人出現在對面山頭，以鋼炮、機槍向一排密集射擊，掩護部隊強攻。何排長見傷亡甚大，命令部隊轉移左側山頭再戰，堅持了兩晝夜（餓了一天），牽制住敵人。這一場戰斗，該排士兵39人壯烈犧牲，何排長只帶著7個人生還。
駐扎在牛背脊墟內的是日軍后勤兵站和倉庫，其東西北三面的高地都有據點，工事堅固。每個據點的敵兵雖不過一百數十名，但有犀利的槍炮。27日下午1時，經過激戰，國軍九連排長胡邦雄、班長張三首先帶隊沖入牛背脊墟。牛背脊一戰，國軍雖傷亡官兵約200名，但斃敵亦不少。日軍一個大隊近2000人被打垮，并繳獲物資一批。
余漢謀見反攻順利，不由得大喜過望，不顧本身兵力空虛，馬上令繆、黃兩軍再組織迂回，沿國軍陣線兩端兩翼展開夾擊日寇。
12月30日，粵軍將正面日軍全部打退，僅敵近衛混成旅團仍在翁源附近徘徊。國軍五十四軍陳烈軍長當機立斷，令該軍十四師向翁源攻擊前進。近衛旅團驟見國軍精銳五十四軍，認為援軍大隊已到，無心戀戰，立刻撤退十余里，穩住陣腳。
1940年元旦，曲江軍民驚訝地發現軍委會政治部部長陳誠、軍委會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委李濟深與張發奎長官一道出席了曲江的新年團拜。一些消息靈通人士幾天前就已經謠傳著前線失利，曲江即將不守。但是精神奕奕的張發奎長官卻宣布，日軍已被我軍包圍，殲滅在即。新江、翁源公路方面的敵人，在第五十四軍的攻擊下，已開始退卻。英德附近鐵路正面的敵人，也從縣城撤至連江口。
其實，聽到敵人退卻的消息，最感欣慰的是張發奎，這次主動攻擊的處置無疑是正確的，它使敵人的退卻行動受到莫大的威脅。
團拜會上，大家舉杯相慶。
李漢魂笑著說：“韶城最緊急之時，南華寺虛云方丈送來六祖代求之一簽云：‘大地忽回春，無限真消息；目前生意多，管甚開荊棘！昔年會種善根來，今日仍然得其力……’”
張發奎笑曰：“感謝佛祖保佑，勝利后代我敬一高香。”
莫雄也端起酒杯說：“我也得敬六祖一高香，韶關城差點在我手毀于一旦啊。”
“此是虛驚一場，還是莫大哥臨危不亂。”余漢謀有點尷尬地笑笑，“日寇現雖已退回廣州，但預料他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以后一定會加緊北上進軍，這樣，維持粵北這個抗日后方的安定局面，便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莫大哥在大小北江影響很大，我想讓您出來擔任第四戰區北江抗日游擊區少將司令官，不知意下如何？”
莫雄欣然領命：“抗日救國，乃我之愿，愿聽余長官差遣。”
這次戰役于1940年1月26日結束，史稱“第一次粵北戰役”。該戰役共打死、打傷、俘獲日軍3966人（此為國民黨公布數字，日軍公布說日方死傷1574人），中國守軍也付出巨大的代價，國軍傷亡官兵11099人，其中陣亡6564人。
粵北戰役的勝利，保衛了粵漢鐵路和粵北地區，挫敗了日軍逼降的陰謀，支援了桂南的抗日作戰。第十二集團軍政工總隊長李煦寰動員政工隊員們打起了宣傳戰，盡可能放大勝利效應。他們很快就印了一本小冊子叫《粵北大捷》，出捷報，貼標語，演小品，說敵人尸橫遍野，繳獲戰利品堆積如山。同時發動韶關市各界召開“第一次粵北會戰大捷大會”，會后組織各界慰問團，攜帶錦旗食品，分別赴翁源、英德各地前線開展慰問活動。
在重慶，蔣介石得到粵北大捷的消息很是高興，撤銷了在廣州淪陷時余漢謀所受的記過處分，六十二軍軍長黃濤以作戰有功，受到記大功一次的獎勵。而參戰的官兵每人領到犒賞費2元。其中，在牛背脊一戰立功的九四〇團共領到犒賞款1200多元，但團長李友莊心中卻不是滋味，戰前全團出發人數是1800多人，而戰后全團人數只剩下600多名，損失官兵人數約在三分之二左右。
張發奎并沒有被勝利所蒙蔽，對這次粵北作戰他有比較清醒的評價：
這一次戰斗的價值，雖然因評判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異，假如他能以一個光耀的成功，來結束這次作戰的話，那就是1月7日，他們除恢復了1939年11月20日前原來的態勢后，1000余敵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數十輛汽車之戰利品，進入他們的倉庫，以及敵之倭奴軍官數人和士兵58人，以頹喪之面色，屈膝他們的前面。他們雖然因力量不足，未能一鼓作氣，直搗廣州，但敵之出擊企圖，確已為我們所粉碎，粵北的形勢亦趨于安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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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北安定了，張發奎非但沒有蔣介石的得到獎賞，反而在1940年1月7日，當桂南戰況最緊張之時，蔣介石迭次電令，敦促張發奎前往桂南指揮，同時叫他將西江、北江、東江之指揮權移交余漢謀。
張發奎對此令感到困惑和憤懣。因為廣東所屬西江、東江、北江地區既屬他第四戰區指揮范圍，余漢謀所轄第十二集團軍又歸他節制，他為什么不可以指揮廣東省西江、東江、北江地區的戰斗，而只能又轉而去指揮桂南之戰斗呢？在此之前為什么又可以指揮廣東所屬西江、東江、北江地區而不能指揮廣西之桂南地區呢？真令他百思不解。
張發奎思慮重重，說來說去，好像是一個笑話，他這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名義上和責任上雖然指揮兩廣地區對日作戰，實際上，蔣介石賦予他指揮的則始終只是兩廣地區之一隅。他現在到桂南赴任內心感到十分躊躇，并不是自己因為桂戰況不利而想逃避失敗的責任，也不是對于桂南戰事抱了悲觀絕望的心理，乃是一個指揮職責和效力問題。廣西境內的軍事，原是白崇禧領導的桂林行營直接指揮的，在這戰況不利的時候，臨時更調一個指揮官，是戰爭之忌。他反復掂量，到底是應單獨來負起指揮的責任呢？抑或與桂林行營共同負起雙重指揮的責任呢？如果他單獨負起責任，則對于前期指揮人員，將會發生什么影響？而他又是否能在這種條件下發生什么力量？如果雙重負責的指揮，他除將居于傀儡或幕僚地位，還能發生什么作用呢？
張發奎望著天空上一只孤獨的老鷹，對左洪濤說：“我已想通了，我遵命將西江、東江、北江之指揮權移交給余漢謀后，我便向蔣介石請病假，帶夫人回始興老家住上一段。”
左洪濤說：“放松放松也好，我陪您吧。”
1940年1月10日，張發奎辭職回鄉的當天晚上，曾約李漢魂兩次長談，李漢魂極力勸慰及詳加策劃，但始終沒找到解決問題的良策，只好同意張發奎稍為休息幾天，再作斡旋而已。李漢魂在當晚日記中感嘆道：“戰事尚未結束，有此現狀，良非大局之福。予抵有以大局為重，以道義為依歸，靜看轉移也。”
說實話，李漢魂這個省主席也實在不好當。當時廣東沿海富裕的地區盡淪敵手，他臨危受命，一面刷新吏治，鏟除官僚惡習，一面搶救難童，發展戰時教育，興辦實業。鑒于當時難民蜂涌，糧食緊張，他曾下令省直機關不許做飯，每天三餐都喝粥，省下糧食賑濟難民。
因為有張發奎在后面支持，李漢魂政令還算暢通，現在張發奎去了廣西，余漢謀還會這么支持自己嗎？李漢魂的憂慮并非無中生有。余漢謀獨掌軍權后，他與掌握行政大權的李漢魂的矛盾更為尖銳，后來甚至為“廣東省政府是否從韶關遷連州”引發風波。
張發奎失意地走了，而莫雄則帶著余漢謀親自簽發的少將游擊司令委任狀，春風得意地回到英德老家籌建游擊區。憑借他在大小北江的影響，很快就組織起4個大隊共1600多人的隊伍。
說實在的，這支隊伍是沒有戰斗力的，就其主體來說，只是北江地區的土豪的武裝。這些土豪是帶著槍參加莫雄司令部的，保持著很大的獨立性，其目的只是為了發展自己的勢力，鞏固他們的地盤，要當官發財罷了。
在一次會議上，莫雄向他們指出：“你們把精力都花在做生意上，這樣做不好。現在日本軍隊正在侵略我國，如果滅亡了中國，我們便成了亡國奴，那么你們搞到錢又有什么用呢?我們應該以全力去進行抗戰才是。”
但是這些部下卻紛紛提出種種所謂困難，莫衷一是。對著這些“大天二”（廣州方言，意指惡霸）式的人物，莫雄也拿他們沒辦法。
面對著司令部內腐敗的情況，莫雄準備設立政治部。
籌備好后，他將計劃呈上余漢謀。卻未被批準。余漢謀另派了楊樸如、黃桐華、何俊才、林名勛、朱小仲等10多人來他司令部組成政治部，并由楊樸如任主任，黃桐華為副主任。不久余漢謀改任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成立第七戰區北江游擊干部訓練所，莫雄被任為少將所長。
該訓練所分4期對原來的游擊隊進行訓練，每期400人，訓練期為三個月。所謂訓練，其實就是整頓這支烏七八糟的隊伍，莫雄當然一百個贊成。結果那些土豪劣紳土匪兵痞無意接受正規化訓練，多因怕辛苦和不自由而自動離隊。第一期訓練剛辦起，便跑了大半，結果要由黃桐華等人去招募新兵來接受訓練。莫雄對他們說，凡是愿意抗日的青年人，你們都把他給我招來。
在這期間，莫雄驚喜地發現由第七戰區政治部派來的黃桐華、何俊才、林名勛和黃漫江等人很可能是共產黨員。不但他們的作風、氣質與他在1934年那個江西德安贛北第四區行政督察專署及保安司令部里認識的共產黨人極為相似，都是那樣精力旺盛，作風正派，專心工作，認真負責，而且言談之間，其堅決抗日救國之聲，大大區別于國民黨的政工人員。
莫雄心想，好啊，共產黨又來到我身邊了！他決心再演江西德安一幕，來個“白皮紅心”，與蔣介石斗法。
于是，莫雄將訓練所的組織大權交給了黃桐華等人，由他們去物色對象，組織訓練，并支持他們將“團結抗戰，反對投降”的標語四處張貼——這是國民黨統治區內所忌諱的口號，只是特務們還不敢干涉到莫雄名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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