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起，作家王心鋼和韶關本地黨史專家梁觀福開始籌備創作長篇紀實《赤焰》。他們對北江工農軍的歷史進行集中學習與研究。作為一支地方武裝的北江工農軍，在中國革命危急關頭，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湘南起義，這在中國革命史上是罕見的，其征戰史亦可歌可泣。許多工農軍英雄拋頭顱、灑熱血，將火熱的青春獻給了革命和人民，值得敬仰。《赤焰》把講述時間放在1927年4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前后，直到1928年4月“朱毛紅軍”會師，并重點介紹了周其鑒等革命烈士的背后故事。故事分為三大塊：
一是北江工農軍是如何建立的，為什么要北上武漢，其中發生了什么；
二是北江工農軍是如何參加南昌起義的，又是如何隨軍南下的，經歷了哪些戰斗；
三是南昌起義失敗后，這些農軍戰士如何回鄉重樹義旗，組織暴動，最后隨朱德部隊參加湘南暴動，會師井岡山。
今天，讓我們來品讀《赤焰》第七章：隨軍南下。
1
再說，張發奎接到賀龍、葉挺給他的電報，說南昌業已舉事，勸他一起加入革命堡壘。此時，他雖然沒有得到戰斗詳報，也猜測出他們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暴動了。張發奎開始還抱有阻止他們的幻想，認為自己在第二方面軍威信最高，部下還是會聽令的。只要他親自出馬招呼一下，葉賀也拉不走多少隊伍。
張發奎下廬山后，感到眼下當務之急是穩住南昌城外圍的部隊，尤其是駐黃龍門、馬回嶺的第二十五師。因為這個師是他部下最有戰斗力的一個師。于是他親點自己的特務營，乘坐小火車，直奔黃龍門車站的第二十五師部。
張發奎身邊的特務營，都是從各軍中百中挑一的年青小伙子，絕大部分是廣東籍子弟，約有四五百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挺手提機關槍，也稱“花機關槍”。那時得到一支連發武器實屬不易，張發奎時刻不忘把這支衛隊帶在身邊以防不測。
天近晌午時分，張發奎趕到黃龍門車站，朱暉日與李漢魂前來迎接。
李漢魂沮喪地報告：“張總司令，七十三團團長周士第把他的一個團拉走了，第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帶走了兩個連，第七十五團的三個營也不知去向。”
張發奎揮了揮手：“周士第是我把放在團長這個位置的，他會聽我的。趕快上車，和我去馬回嶺，我要親自截住他們。”
于是，朱暉日、李漢魂跳上小火車。火車上，除了張發奎和他的特務營外，竟然還有3名蘇聯顧問。
黃昏時分，天色逐漸暗了下來。聶榮臻、周士第帶著擔任后衛警戒的起義軍第七十三團第一營守在一座鐵橋邊。他們聽說張發奎親自帶著隊伍坐火車追來了，隔河還清楚看見張發奎在那邊喊話，便命令機關槍向空中開槍，嚇一嚇他們。
張發奎聽到槍聲，以為火車司機已被共黨控制，只好與李漢魂等人跳下火車，沿著路基向北狼狽而返。
載滿特務營的火車卻未停下，一直開到德安車站。火車一停，他們即被起義軍包圍，周士第命令他們放下武器，保證官兵的安全。他們只好服從。
聶榮臻等人進入車廂，發現張發奎的望遠鏡和隨身的一些物品丟在桌上，還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并綴有黃穗子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旗。有意思的是，這面軍旗被作為起義部隊的軍旗，一直扛到潮汕失敗為止。
一會兒，一個參謀帶來張發奎的一封信，問是否可以把他的望遠鏡還給他。顯然，他不指望追回他的部隊了。
聶榮臻馬上痛快地說：“可以，就連他的衛隊都一同放回去。”
剛剛被繳獲的張發奎的特務營又整了隊，乘火車向北開去。
8月4日下午，氣溫高達38攝氏度，人坐在房間里不動也直冒汗。張發奎心里卻有些發冷。他在九江緊急召開第二方面軍的高級將領會議。
張發奎見自己手下三萬人馬差不多被葉挺、賀龍拉走了三分之二，真如同挖走了自己的心頭肉。一開會，他就大罵：“葉挺、賀龍公然叛變，于公誼私情均不可諒！一定要討伐！”
朱暉日是反共堅決的人，掛著第十一軍長的頭銜，葉挺率軍起義使他只剩下一個不完整的師，差不多成了空頭軍長，自然是惱怒萬分。聽到張發奎的叫嚷，他第一個起來響應：“奶奶的，共黨如此囂張，應立即派兵追擊。”
第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提出要攻打葉挺、賀龍，追回部隊。
黃琪翔雖然也跟著罵葉挺不夠朋友，不過他的反共態度還不太堅決，沒有那么激烈地主張追擊和討伐。
坐在席間的葉劍英聽著十分焦急。目前，張發奎手下的第二方面軍雖然只剩下一萬多人，可是要是去追擊南昌起義部隊，江西朱培德的部隊必然會配合。起義軍南下前有李濟琛、錢大鈞的粵軍部隊攔阻，后面又有尾追，定會陷入前后受夾擊的不利境地。如果張發奎放棄追擊，朱培德為保存實力也不會犧牲他手下為數不多的部隊去追趕，南昌起義軍南下就沒有后顧之憂。
葉劍英從容地點上一支煙，內心卻激烈地想著對策。
等到張發奎及其身邊的將領發泄完仇恨，葉劍英把煙按在煙缸里，開始用他的梅縣客家話發言。他明白張發奎在氣頭上雖然嚷著要追趕葉賀部隊，內心中還是想保存和壯大實力，不會舍得拿僅存的那點本錢去打硬仗。他決定利用張發奎一直想重回到廣州立足的意圖，勸誘他放棄追擊起義軍的打算，以便保存起義軍的實力。
葉劍英從容不迫，先分析了一番整個形勢，說明現在國民黨內實際上分成寧、漢、粵三派，都變成了新軍閥，只有我們是真正繼承孫總理遺訓堅持革命的。在這三大派中，南京的蔣介石是我們第四軍的宿敵，掌握武漢政府軍權的唐生智的湘系軍隊也不能容納我們，只有回廣東去找老上司李濟琛，在那里開辟一塊地盤。等到有了自己的基地，再北伐統一天下。而要實現這一點，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有實力。沒有實力，一切成了空話。
這句話說到張發奎心口上了，他不禁輕輕點頭表示贊許。
葉劍英掃了眼眾將領都聚精會神的表情，繼續侃侃而談：“葉、賀已經撤離南昌，勢必南下廣東。廣東的李濟琛必不相容，肯定要派兵迎擊，廣州城隨之空虛，這正是我們南下廣東的大好時機。如果我軍打起‘援師討逆’的旗號，直趨廣州，比跟著葉賀屁股打，兩敗俱傷好多了。”他轉身對張發奎說：“張總指揮，我們原來商量好的，到廣東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葉賀，徒耗兵力，我軍仍無立足之地，又怎樣實現總理遺訓，重新北伐呢？”
張發奎沉思了一下，有些為之動容。他其實最了解南昌起義部隊的底子，特別是葉挺部隊的戰斗力。再想到起義軍雖然拉走部隊，對他還沒有完全翻臉，在文告中仍把他列為革命委員會主席團七委員之一，起義中繳獲的他的望遠鏡等私人物件也都派人送還。此時與葉賀約定互不相擾，讓他們南下去吸引李濟琛、黃紹竑的粵桂軍隊主力，打個兩敗俱傷，自己正好可以像葉劍英所說的那樣，乘虛而入廣州，下一步也可取李濟琛而代之，待坐穩了廣東再圖其謀。
正是考慮到這些，張發奎的臉色緩和了許多。
黃琪翔接腔道：“葉參謀長分析得有理，我建議暫時與葉賀示以和緩，派人去約定分路南下，互不相擾。”
張發奎點點頭，表示同意葉劍英、黃琪翔的意見，放棄了尾追賀葉部隊的想法。他沉思了一會，說：“這樣吧，為避‘通共’之嫌，我們還是派出一部分兵力去追趕葉賀的部隊。葉參謀長，你電告武漢政府，就說‘職部積極進剿，本日先頭部隊已抵涂家埠，速向南昌追剿’”。
2
南昌乃四戰之地，易攻難守。暴動隊伍不得久留。何去何從，擺在了中共領袖們面前？按照原來的計劃，暴動成功后，就先打回廣東去，再進行第二次北伐。
關于起義軍為什么要走廣東這條路的原因，史書上有許多不同說法。據時為賀龍警衛連連長、建國后曾任過江西省副省長的黃霖先生回憶：
起義軍當時從南昌撤出的行動方向和行軍路線的情況是，當時有幾個意見。一個是可以到廣東去建立根據地，另一個意見是到湖南去建立根據地。賀龍是贊成到湖南去的。他本人是湖南人，他的部隊湖南、湖北人多。到湖南好開展工作。而葉挺卻贊成去廣東。他的部隊廣東人多，他是廣東人。而且廣東又是革命的策源地，因為廣東東江農民運動有基礎，到東江就可以得到當地農民支持，又可以推動農民土地革命的大發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能夠占領到汕頭這個海口，就能取得蘇聯的外援。所以多數人認為在東江建立革命根據地是比較容易，也比較好。當時還有人說，如果占領廣東，一個月就可以有一千萬元大洋的稅收，海關就是一個極大的收稅處。所以贊成去廣東的人較多。還有人認為，如果去湖南，在湘贛邊界可能能夠站得住腳，但有一個顧慮，就是擔心缺乏政治教育的湖南籍官兵容易逃跑。
行軍路線是走東路還是走西路呢？這個問題也討論了許久。走東路就是從撫州、瑞金、會昌直殺梅縣。走西路就是走吉安、贛州、韶關這條路線。爭論的結果還是走東路。因為東路敵人不知起義軍可以直接占領梅縣，然后再取潮汕。如走韶關，根據葉挺的說法是需要打垮朱培德的部隊，再打垮錢大鈞的部隊，還得打垮黃紹竑的部隊，這里很不容易的。因為他們部隊多，加起來有10多個團，而起義軍的力量不比他們強大。況且到了韶關之后，敵人就可集中5個師的兵力來對付起義軍。起義軍是長途跋涉，而敵人是以逸待勞，再加上還有張發奎的部隊尾追，所以說要想從西路入廣東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爭論的結果還是走東路。
8月5日，改編后的北江工農軍官兵奉命撤出南昌，向廣東進軍。周其鑒看了參謀團擬好的第一階段行軍計劃，即由南昌——臨川——宜黃——廣昌——石城——會昌——尋鄔。在全長一千二百里的主要道路上，選的是平行路，預計8月26日集中于尋鄔。
誰知起義隊伍一出南昌進入進賢縣，就出現了“逃兵”。一打聽，原來是蔡廷鍇的第十師。
有些被動參加起義的十一軍副軍長兼第十師師長蔡廷鍇，8月4日率部到了進賢縣一帶，見中路的起義軍總指揮部離其部近百里、無法掌控他后，忽然提出“禮送”共產黨員離隊。然后，像早有預謀似的，他把部隊帶到福建，找他的老長官陳樞銘去了。所幸的是，張發奎來電要他槍決部隊中的共產黨人，蔡廷鍇并沒有執行。這令張發奎十分惱火，更惱火的是蔡廷鍇公開擁蔣，并在電話中痛罵了張發奎一頓。
蔡廷鍇這一走，起義軍一下損失一個主力師近5000人，剩下的部隊只有16000人左右。
撤離的路途比想象中艱難百倍。天氣極熱，沿途多山路，每日行軍四五十公里，士兵負擔極重，每人背50-300發子彈，還有機關槍、大炮等，找不到挑夫。沿途群眾不知底細，紛紛逃離，暴動人馬得不到補充和支持，沿途生病掉隊者不計其數。
李立三回憶：“食物與飲料全買不到，甚至終日難得一粥。渴則飲田溝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極多，沿途倒斃者絡繹不絕。同時軍隊中多無軍醫處、衛生處等的組織，無法救治。加以宣傳工作極壞，逃走極多。僅行軍三日，實力損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遺棄子彈將近半數，迫擊炮完全丟盡，大炮亦丟了幾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將近四千。”
出現這種情況，固然有自然的原因，即天氣太熱。另外也因敵軍進行反動宣傳迫使民眾逃避，造成起義軍沿途補給困難。8月8日，部隊進入臨川城時，原以為這是個不算小的縣城，可以補充一番。沒想到進城后，竟是十室九空。
周其鑒一問留下的老頭們，回答是：“楊如軒的兵走的時候都說，你們是北軍，來了后就要共產共妻。有年輕女人的家都嚇跑了!”
在臨川，北江工農軍這支剛改編的部隊，又奉命再改編，一部分編入賀龍部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第二營，一部分編入政治保衛處特務隊，一部分編到糧秣管理處運輸隊。
工農軍自南昌出發以來，一直都隨著革命委員會行動，擔任警衛工作，現改編于二十軍之下，很多人對此都有點想不開。原來，在南昌起義隊伍中，只有葉挺的第十一軍素質高些，主要軍官大多數是中共黨員和黃埔畢業生，士兵中也有許多是黨員和革命骨干。工農軍能加入這樣的隊伍，自然感到榮耀。而二十軍是從原來湘西的綠林隊伍中發展起來的，隊伍成分雜，紀律松懈，沿途不少士兵亂放泠槍、拉夫、捉牲口，鬧得民眾雞犬不寧，紛紛逃避。而工農軍現在歸二十軍統轄，大家有些不以為然。
事實上，工農軍編入二十軍是有原因的。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向軍長賀龍建議，為了從政治上加強第二十軍，以他所率的直屬部隊1500多人為骨干建立一個第三師，轄第六團、教導團這兩個團，原在葉挺部隊的工農骨干可以一并加入進來。賀龍當時雖不是中共黨員，但堅決擁護共產黨，他也知道部下良莠不齊，很難一下子改造過來，便同意了周逸群的建議，當即任命周逸群為師長，徐特立擔任黨代表。
這樣，新成立的三師的軍官差不多都是共產黨員，士兵也有四分之一是共產黨員。部隊中黨員比例如此之高，是當時絕無僅有的。雖然從政治素質來看第三師是素質較好的部隊，可其中大都是未經鍛煉的學生兵和工農骨干，在軍事素質方面還欠缺些，所以主要負責起義軍指揮機構——革命委員會的警衛和征糧工作。
工農軍官兵思想單純，覺得能保衛中央首長，也是一個挺自豪的工作。他們得以近距離地看到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和譚平三等大領導，何況他們敬重的農民運動負責人彭湃也在隊伍中。周其鑒幫著做隊伍思想工作，帶著官兵們沿路高呼“土地革命”、“殺回廣東”、“建設工農政權”。大家也覺得這才是工農自己應做的事體，不枉數月來的奔波勞碌。
這天，彭湃來找周其鑒，說農工運動委員會在討論農民解放條例時，對“沒收二百畝以上地主土地”一條爭持不下，特地派他來到工農軍中，向農軍出身的官兵征求意見。因為他們來自基層，最有發言權。
周其鑒當即安排召開了一個座談會。
一位農軍代表說：“如果是要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便是耕者無其田。為什么這么說呢？在廣東，特別是在北江地區，二百畝以上土地的地主是不多的。”
周其鑒接著說：“這一意見提得好，我認為講得有道理。我曾在北江地區作過調查，當地有二百畝土地的地主確實是不多，反而二百畝以下、一百畝以上的地主不少。”
“你們的意見讓我對土地的認識有了新看法，回去后我一定向中央轉達你們的意見。”彭湃高潮說。
果然，后來中共前委在瑞金召開會議時便將“沒收二百畝以上土地大地主的土地”這一項做了符合現實的修改。
部隊繼續南下，進入宜黃縣城，情況更糟，全城只發現有老孺八九人，屋內的東西也都已堅壁。行軍到新豐縣城，又是空無一人，只有當地出產的膠糖有好幾十缸擺在街上，還有些桐油桶丟在那里。進城的部隊實在饑餓難熬，只好人人拿碗盛一點膠糖充饑。光吃糖畢竟不行，有的連隊從米袋中取出米來做飯，又把桐油當成豆油來炒，結果吃過后許多人就嘔吐不止，有的腹瀉。如此下來，自然生病掉隊甚多。
到廣昌時，二營張凌營長突然病倒。師長周逸群便令張營長隨軍醫院醫治，命樂民代理營長，卓慶堅則代理營指導員。
卓慶堅告訴樂民：“蔣介石企圖收買賀龍，瓦解起義軍。起義軍一到臨川，蔣介石便派來特使送來委任狀，要賀龍離開起義軍部隊。賀龍一怒之下，就將蔣介石的特使給槍斃了。”
樂民問：“賀龍真的把特使給殺了？”
卓慶堅說：“是啊。那特使大喊著兩軍交鋒，不斬來使，要求賀龍留他一條命，同時不要壞了戰場規矩。賀龍這人是兩把菜刀鬧革命起家，為斷了蔣介石的妄圖，他才不跟你講什么規矩呢？對蔣介石派來的特使說殺就殺呢。”
樂民一聽，久久不語。
卓慶堅說：“我覺得殺特使也是殺給意志不堅定的人看的。起義軍到臨川時，二十軍參謀長陳裕新叛徒了。這讓賀軍長很生氣。尤其嚴重的是，陳裕新的叛逃，肯定會讓原定進軍計劃泄露，有必要及時改變進軍線路。有人認為部隊如果經贛東入粵，走的多是山路，武器彈藥的運輸和公務員的轉移都相當地困難，給養也不易解決。因此，軍事參謀團決定，部隊到瑞金后，改道經汀州、上杭進入廣東東江地區。”
樂民換了一個話題：“我們從臨川到廣昌一路走來，不知道什么原因，基本上見不到什么老百姓。像宜黃城內本是個有幾萬人口的小城，也只見到幾十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其它人早跑得不見了蹤影，”
卓慶堅說：“我也覺得有點奇怪，后派人了解到，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在沿途大造輿論，說什么‘共產共妻’‘共產黨殺人不眨眼’等等，強迫老百姓要離開所住之處，否則，就給予重懲。在敵人的威逼之下，老百姓不得不躲的躲逃的逃。怪不得沿途見不到人影？正因為如此，我們起義軍的給養十分困難，難以得到沿途群眾的支持。”
卓慶堅喝了一口水又說：“現在天氣炎熱，給養困難，醫藥缺乏，士兵們患病者日益增多，病死者也不少。士氣相當之低落。對于上述情況，中央前委相當著急，先后采取了各種措施，最主要的就是加強官兵的政治教育。同時加強紀律，在見不到老百姓的情況之下，也決不允許去騷擾老百姓，真正做到秋毫無犯，要讓老百姓知道起義軍不是國民黨反動派誣蔑的那樣，共產黨是為老百姓謀幸福的，起義軍是老百姓的隊伍，是專門打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隊伍。同時，起義軍也大量地宣傳，爭取民意。”
樂民說：“卓指導員，你是宣傳高手，這宣傳的事就交給你了。”
“這是自然的。”卓慶堅說。
其實在廣昌，中央前委就開了一個會，周恩來、惲代英、彭湃和郭沫若等人都在會上講了話，要求領導要帶頭到戰士中去做政治思想工作。卓慶堅發揮自己的宣傳文藝特長，深入各連排班做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戰士們的革命情緒和斗志，還教戰士們學唱《國際歌》、《國民革命歌》和《工農兵聯合起來》等歌曲。戰士們學會后在行軍中邊走邊唱，斗志更為昂揚，都夸二營有個“好指導員”。
為維護和密切軍民關系，起義軍總指揮部三令五申，嚴禁鳴槍抓夫，違令者嚴懲不貸。誰知一個戰士正好碰到槍口上。他想抓一個農民幫著挑糧，那農民不愿意。這戰士竟然開槍威脅。總指揮賀龍聞之大怒，命令警衛連馬上將這戰士五花大綁抓來。
為嚴肅軍紀，賀龍讓人寫下一張布告，宣布這名違犯軍紀的戰士的罪狀，隨即將他押到人來人往的橋頭，當眾執行槍決，并把布告用小石子壓在其尸體上。
隨后，兩名到糧店搶糧的戰士，一個是十一軍的，一個是二十軍的，也被執行槍決。
此舉在部隊中震動很大。“抓一個挑伕也要遭槍決啊”！看來賀胡子的軍隊確實與眾不同，真的是紀律嚴明的軍隊！
卓慶堅和周其鑒一商量，趁機以這些違紀事件為反面教材，加強對官兵進行紀律教育，確保他們紀律嚴明，不發生違反軍紀之事。
3
回頭來看負責追擊的張發奎。
8月9日，張發奎連發兩電給汪精衛、譚延闿、唐生智和孫科等人，痛陳“此次賀葉叛變中央，精神受刺激過甚，實已心灰。……務令共黨殲盡，稍贖罪過”。然而，張發奎打完電報，卻低聲對黃琪翔道：“我們另擇路南下吧，記住，不要跟得賀葉部隊太緊。”
就這樣，張發奎、黃琪翔率第二方面軍，與南昌暴動的賀龍、葉挺部隊平行而進，互不侵犯，當獲悉葉、賀的部隊抵達贛南撫州，有竄入粵東之勢時，他便命部停止追擊，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贛州、南安，于9月20日來到南雄。
起義隊伍離開南昌，避開了與張發奎、朱培德這些軍閥的作戰。葉劍英在這時利用軍閥矛盾，為共產黨人立了一大功。不過中國共產黨當時的思想認識還是要奪取廣東，目標在大城市，到那里去，縱然后無追兵，前面也必然要遇到廣東軍閥那個勁敵。
在廣州，李濟琛聽說中共起義部隊直奔廣東而來，慌作一團，連忙召開師以上軍官會議，進行緊急部署，阻止南昌起義的部隊進入廣東。
當然，還有一件事令他頭痛，就是如何對應南歸的張發奎部。這畢竟是老四軍的隊伍，大部分是粵軍的子弟，沒有反對的道理；但如果讓他們回來，張發奎如今不同往日，他率領的四軍已贏得“鐵軍”榮譽，羽翼豐滿，回到廣州，還會聽他這個老長官的話嗎？
此種局勢使李濟琛左右為難，但權衡利弊后，他決定以擊敗入粵之中共起義軍為首要任務，而對張發奎、黃琪翔所部則暫持“歡迎”南下廣東的緩沖態度。
由此，李濟琛同意張、黃回粵，甚至派閑居廣州的原四軍副軍長陳可鈺代表他到半途迎接，希望黃琪翔帶部隊到東江尾追葉、賀部隊，與兩廣部隊夾攻“叛軍”。
黃琪翔根據張發奎的安排，堅不從命，李濟琛不得已，只好命令駐韶關的錢大鈞的部隊以及黃紹竑的桂軍會集粵北、粵東，全力阻擋葉挺、賀龍的部隊；任命陳濟棠為前敵總指揮，并將其所部第三十一團、三十二團和補給團從粵西東調廣州集結待命。
在韶關，成立了專門對付起義部隊的總指揮部，由第八路軍副總指揮、桂軍首領黃紹竑坐鎮指揮。黃紹竑親自指揮第七軍的兩個師和錢大鈞的二十師共一萬多人馬，于8月中旬開到贛南，主動迎戰起義軍，阻止其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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