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紀實《潛流》由廣東省作協殘聯分會會長王心鋼、韶關市作協主席榮笑雨和國家二級作家李迅共同創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華南抗日戰場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詩性作品，涉及的歷史事件主要有廣州淪陷、韶關成為戰時省會，兩次粵北會戰，香港營救文化人、東縱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點塑造了紅色省委書記張文彬烈士的光輝形象，人物有血有肉，豐滿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現實主義之上的傳奇想象，富有情節性、故事性、傳奇性、可讀性。通過此書，讀者將真實了解到抗戰時廣東省委的烽火歷程，感受一代共產黨人為了民族解放的獻身精神。
今天，讓我們來品讀《潛流》第十一章：虎口救人。
1
有人說，韶關的氣候像是在門縫里，北方寒潮一到，這里馬上就有反應。雖說山上還是秋天的景象，但人們已開始換上冬裝。
韶關火車站，擠滿從各處逃來的難民，男女老少倚著五顏六色的包袱，橫七豎八地坐著躺著。一個嬰兒餓得“嗷嗷”直叫，母親連忙掏出干癟的乳頭塞進他嘴里，哭聲隨即停止。車站旁搭著幾頂帳篷，這是一個臨時傷兵收容院。在湖南長沙，國民黨第九戰區的近百萬官兵正與日本兵血戰。前線負重傷的官兵被送往韶關后方總醫院治療，于是這里便成了轉運所，救護隊員抬著傷員進進出出的，帳篷里不時傳出傷員疼痛的嚎叫聲。
車站東側，一溜擺著各種小攤，有賣小食的，賣熟肉的酒賣雜貨的，各自費力地吆喝著，兩三個報童在人群中來回穿梭，兜售著：“賣報，賣報，看弟嫂通奸謀殺親兄。”“影星紅霞第三次婚變。”“星夜馳援軍，薛岳二戰長沙敗中取勝，中國軍隊打死打傷日寇4萬余人。
火車站出口處的鐵門“嘩”地打開，一批旅客潮水般涌出。人群中一個富商打扮的青年人顯得特別惹眼。只見他身穿一套白色西裝，紫紅色領帶，手提一個黑翎皮箱，身材高大，英俊瀟灑，劍眉下一雙眼睛清秀而有神。他走出站口，立在臺階上，一輛黑色轎車無聲地停在他面前，車門打開，他迅捷地上車，隨即車一溜煙地向郊外駛去。
此人正是中共南委副書記張文彬。
汽車在韶關市南郊沙梨園村一個拐彎處停下，此時張文彬已改裝成一身農民打扮，見四下無人悄悄下了車。越過一片小樹林，前面是小村莊，村子依山而建，村前有一個大水塘，塘邊的籬笆上開著一大簇金黃的菊花。張文彬平生愛菊花，尤愛菊的不屈不撓的精神，輕輕吟著：“花開不并百花叢，獨立疏籬趣無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快到冬天了，鄉民都上山打柴了，村里沒什么閑人，只有幾只雞鴨悠閑地在秋陽下覓食，村后有一間大瓦房，這是南委駐韶關交通站負責人司徒丙鶴、謝健夫婦的家。名義上張文彬是司徒丙鶴的妹夫，謝健與周微雨姑嫂相稱。
遠遠的，張文彬就聽到妻子周微雨的熟悉而輕快的歌聲。透過窗戶，文彬見妻子正坐在椅子上邊唱著歌邊編織著一件桃紅色小毛衣，那微微隆起的肚子已經顯懷。恍惚中，張文彬仿佛看到妻子貓著腰，手中搖著一朵蓮花在教一歲的兒子學走路：“來啊，到媽媽這里來，勇敢點，像你爸爸那樣。”兒子像企鵝似一步一步搖晃著向前邁，突然他停下來，穩了穩身體，兩眼盯著媽媽，緊接著連邁幾個大步，撲入媽媽懷里……
張文彬不禁被自己想象到的未來兒子的那股憨樣逗得哈哈大笑。
周微雨時任中共后北江特委婦女部長，她剪齊耳短發，一雙秋波盈盈的眼睛豐滿而溫存。她抬頭見是自己日夜想念的丈夫，欣喜地去開門，嘴里卻嗔怪道：“回來了，也不進門，只會在窗外傻笑。”
文彬跨進門，把妻子擁入懷中。
兩人親熱了一會，張文彬從皮包里摸出兩個大紅蘋果，說：“這次到桂林，克農同志從延安帶了幾斤蘋果，分給我兩個，舍不得吃，給帶了回來，來，嘗嘗。”
正是戰爭年代，廣東又不產蘋果，蘋果在當時算是稀罕物。周微雨欣喜地接過：“好久沒吃這玩意兒，這幾天嘴淡些，正好，一人一個。”
“我有你這個紅蘋果就夠了，”張文彬在妻子紅紅的臉蛋上親了一口，“你給我下碗面吧，坐了一天的火車，餓了。”
周微雨給文彬做了一大碗雞蛋面，端上來，柔聲地說：“你這回打算住多久？這段時間韶關到處在抓人，好不安全。”
文彬邊大口吃著面邊說：“雨，沒關系的，你有身孕又要工作，辛苦你了。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
“我還行，你有肺結核病，要少熬點夜，多注意身體。”周微雨從抽屜里取出幾盒藥，“這是我托人從香港買的特效藥，你要記得吃。”
張文彬到廣東后，積勞成疾，患上了肺結核病。當時處于抗戰環境，缺醫少藥，一般病癥尚能治理，得了肺病，便被認為得了“不治之癥”。但他毫不考慮這些，經常工作到深夜，一邊吃藥，一邊看書和揮筆。有時形勢急，任務緊，他一熬就是幾個通宵。
張文彬聽說是特效藥，放下碗，拿起藥盒細看：“唔，這藥不錯。粵南省委的石辟瀾也有肺結核病，我給他帶一些。”
這時，司徒丙鶴敲門進來。張文彬見之，站起來說：“中央要我趕到香港，檢查和布置如何應對南太平洋戰場風云日緊的斗爭，你安排一下，送我出去。”
“好，我馬上去準備。”司徒丙鶴應聲道。
聽說丈夫又要走，周微雨心里舍不得，又不好說什么。她打開張文彬平時隨身攜帶的藤箱，把一件新打的黃色毛衣和淺藍色的毛背心放在箱底，上面放一套黑色的唐裝和一套灰色的中山裝。
張文彬有些于心不忍，從后面輕抱著妻子說：“不用帶這么多衣服，我馬上就會回來，陪你生孩子。”
“你是黨的人，這一去誰知道何時能歸。”周微雨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的淚珠，輕聲說：“放心吧，我會照顧好自己的。”
第二天，張文彬依依不舍地告別妻子，在司徒丙鶴、黃惠珍、沈式暉三人的護送下，由韶關出發，繞過淪陷區廣州，經清遠、三水，到開平。在開平，中共粵中特委書記劉田夫熱情款待了張文彬一行。
張文彬對劉田夫說：“你與周敏玲的結婚申請報告，我收到了。現我代表組織，正式批準你們的婚事。”
劉田夫一聽，喜形于色。司徒丙鶴鬧著要劉田夫請客。
張文彬揮手阻止，說：“現在當務之急，就是趕往香港，那邊正等著我們。”
劉田夫說：“敵人沿途嚴密封鎖，關卡林立，要出香港并非易事。”
司徒丙鶴說：“我們一定要確保大張的絕對安全。”
“這個我清楚。這樣吧，你們改走廣州灣，經澳門去香港。路上，我派人護送。”劉田夫從錢包掏出一疊錢，“繞道走要多花點費用，給你們300元作路費吧。”
就這樣，張文彬他們跋涉了一個多月，幾經輾轉，才到達香港。
張文彬一到香港九龍，就代表中共南委主持召開了中共粵南省委會議。粵南省委書記梁廣、組織部長王均予、宣傳部長石辟瀾、南路特委書記周楠，粵中特委書記羅范群、香港市委書記楊康華，以及東江特委林平、饒彰風參加了會議。
正在會議期間，戰爭的陰云密布港九。
2
1941年12月8日天微微亮，海灘上蕩著帶些腥味的海風，整個港九地區仍沉浸在寧靜中。突然，遠天傳來陣陣“隆隆”的飛機聲，接著猛烈的槍炮聲在啟德機場那邊響起，人們還沒從睡夢中清醒，太平洋戰爭就這樣猝然爆發。
為了掠奪東南亞的戰爭資源、履行德、意、日法西斯三國聯盟的義務，日本天皇裕仁和首相東條英機悍然發動了太平洋戰爭。這一天的凌晨4時45分，日本派出大批轟炸機偷襲珍珠港成功之后，正式向英、美宣戰。
8時過后，48架日機出現在香港啟德機場上空。當時，香港的空軍只有三架魚雷轟炸機和兩架水陸兩用機，在短短五分鐘之內，就全部被日本空軍炸毀。英國皇家海軍的力量也同樣可憐，駐防在南海的旗艦“威爾斯王子”和“擊退”號在開戰不久就一下子被擊沉，使得香港的海防力量幾乎成為真空。
與此同時，集結在深圳一帶以第三十八師團為主力的日本陸軍，立即分為兩路向新界的青山公路和城門炮臺推進，沒絲毫作戰準備的英國軍隊被打得手足無措，節節后退。
12月8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干部張唯一首先接到中共中央給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的電報，指示與英、美建立廣泛真誠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同時準備撤退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中共工作人員。
接著，周恩來也發來致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并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電報明確提出：將困留在香港的愛國人士先接到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后集中桂林，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和梁漱溟等重要人士應派人幫助他們離開并給予經濟支援。
廖承志情知事態緊急，關系重大，馬上開始做秘密大營救的準備。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設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十八號二樓的一間大房子里。它是以做茶葉生意為掩護的，房門上方懸掛著“粵華公司”的橫匾。自從1938年1月成立以來，它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環境和條件，宣傳抗日戰爭和中共主張，廣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廣大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參加祖國的抗戰，團結并爭取國際進步人士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做了大量的工作。
此時的香港粵華公司，人員進出頻繁。夏衍、喬冠華未及寒暄便匆匆進入會議室，只見張文彬、梁廣、林平、楊康華，還有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香港負責情報工作的領導人潘漢年、李少石、劉少文等人已在場準備開會。
廖承志拿著中央和周恩來的急電趕到會場，傳達了中央緊急指示。眾人對香港之戰的前途交換看法，意見紛紜，莫衷一是。
廖承志掃視了眾人一眼，急切地說：“關于太平洋的局勢問題，恩來同志曾多次指示我們要做好應變準備，今天又發來電報，要求我們全力以赴，將因遭受國民黨當局政治迫害而居留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搶救出來。現在當務之急是將在九龍的民主人士迅速轉移到香港島，已在香港的同志須立即易居喬裝，隱蔽待機，等候撤退的通知。我們樂觀一點估計，香港這地方，港英當局可能會抵抗一陣，如此，我們贏得一點時間，但這個時間不會太長，大家對此必須有清醒認識。”
張文彬聽說宋慶齡夫人也困在香港，從皮包里取出一張飛機票，說：“剛好，我前幾天訂了一張機票，本打算到重慶的，快把機票給宋夫人送去，請她馬上離開香港。”
“真是天助我也。”廖承志喜出望外，馬上叫連貫把這張難得的機票送給宋夫人，保證宋夫人在香港淪陷前安全離開。
廖承志回頭對林平說：“這回可得由你們東江抗日游擊隊扛大旗了。希望你早點回去，通知曾生，讓他即刻派出突擊隊潛入新界和九龍地區待命，做好接送文化人的準備工作。”
林平表態說：“堅決完成任務。”
香港由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三部分組成。誰也沒有料到，這次會議過后才兩天，九龍半島在經過日本第五縱隊的洗劫后宣告陷落。
正在這危急時刻，廖承志再次收到周恩來發來的急電：
特急。香港淪陷后，在港文化人和愛國人士面臨被殺害的危險。即請廖、潘、劉派人協助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離港，隱蔽集中澳門，經廣州灣，由武裝護衛進入東江游擊區，轉赴內地。我估計上述人員約300余人，任務繁重，務請努力。至囑盼復。
廖承志打聽到，林平剛回到九龍的住處，張文彬、梁廣則還留在香港島，而日本人已封鎖了九龍與香港島的交通，各人的聯系也隨之中斷。顯然，要傳達第二個緊急電報精神已不容易，想召集各方開會研究整個營救方案更是不可能。
廖承志當機立斷，對整個營救行動做出部署：把香港島方面的營救工作交給劉少文指揮；從九龍到東江游擊區的護送工作，由林平組織力量實現；從惠州到韶關國統區沿途的接送工作，由連貫協調各縣的黨組織切實負責；從韶關到桂林等地的接送工作，則派喬冠華前往韶關建立秘密聯絡站，依靠社會力量完成任務。至于他廖承志本人，準備坐鎮韶關指揮一切。
此時，香港的形勢日益緊張。12月18日晚上，日軍分別在北角、太古船塢、鲗魚涌等地登陸成功，隨后占領了跑馬地、淺水灣等地方，繼續向中環推進，英軍節節敗退。12月25日圣誕節，十五萬英軍（包括加拿大兵團和印度軍）覆沒，勞森旅長陣亡。當天下午6時，港督府扯起白旗，總督楊慕琦正式宣告投降。
香港一告淪陷，160萬中國同胞立即面臨悲慘的命運；尤其是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民族精英和文化人士，他們的處境更是十分險惡。
12月29日，在九龍長沙灣道的東江游擊隊辦事處，一片緊張氣氛。東江游擊隊政委林平正向辦事處負責人李鍵行布置任務，并明確提出：
“我們東江游擊隊一定要堅決貫徹執行中央指示，迅速地完成搶救任務。要將這幾百名被日軍圍困的文化人搶救出來，首先要將我黨在香港工作的負責人廖承志、連貫等搶救出來。他們過去在香港同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有密切的聯系，已經暴露了政治面目，是日軍首先搜捕的目標。他們萬一出了問題，后果就不堪設想！他們和絕大多數文化人都住在香港島，因此，我們搶救工作的第一關，就是突破日軍嚴密設置的九龍——香港的海上封鎖線。我們必須在三天之內打通這條海上交通線，趁敵人立足未穩之機，盡快把他們搶救出來。這是關系到搶救工作成敗的關鍵。”
林平把信任的目光轉向李健行說：“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去完成，你親自到香港去一趟。無論如何也要在三天之內，打通九龍至香港的交通線，安全撤出張文彬、廖承志等幾位負責同志！”
李健行愉快地接受了任務，并要求和廖安祥一起執行任務。林平當即同意，并把一封密信交給李健行，要他默記好到香港找人的地址，以及返回九龍后碰頭的地方。
廖安祥是梅縣人。他原來是義順源貨棧的管貨員，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常常協助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做些交通和接送人員工作。不久前，東江抗日游擊隊為了解決部隊的軍需給養，派出李健行等人到香港開辦了東利運輸公司，承接客商運往惠州等地的貨物，因而他與李健行建立了合作關系。
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李健行接受任務回到家里，廖安祥就找上門來。兩人見面，立即討論具體營救方案。第二天清早，他倆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小艇，突破日軍的封鎖，從九龍“偷渡”到香港島，在銅鑼灣避風塘的一艘駁船上，見到了張文彬、廖承志、連貫與喬冠華。
李健行向各位領導介紹說，日寇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在清查人口基礎上，準備將香港160萬人減少到60萬人，其中打算遣散香港居民100萬人，許多在香港住了幾十年的人也被迫回內地去。
張文彬一聽，插口道：“這是個極好的機會，我們可以混在這批難民中，撤回內地。”
廖承志也認為可行，他提醒道：“雖然日寇在大批疏散難民，但中共黨員和抗日人士還是敵人的搜捕對象，他們到處設立關卡，我們一定要小心謹慎。”
轉眼到了1942年元旦，大街上已一掃往日的繁華，混亂不堪，擠滿了大批滿臉凄苦的難民。不遠處，被日機炸塌的高樓冒著濃煙。趁著黃昏暮靄，李健行和廖安祥緊張地進行準備工作。
次日凌晨，李健行帶著廖承志、連貫、喬冠華三人走下小艇，由大盤艇船主派出的兩個得力伙計駕駛，啟程過海。從銅鑼灣避風塘到九龍紅（石勘）行程并不算遠，但為了躲避鬼子的巡邏艇，船劃得很慢，四周靜悄悄的，只聽到輕輕的劃槳聲。
天將亮時，船到達紅（石勘）附近海面。突然，“突突突”地一陣馬達聲，迎面來了一艘巡邏艦，艦上的鬼子和漢奸吆喝著。“干什么的！停船，檢查!”
刺眼的探照燈罩住了小船。鬼子的機槍對準了他們，危機一觸即發。
按照事先與船家說好，如果碰到日寇或漢奸盤查，由船家出面應付。船家大聲說：“太君，這些人是在香港做生意的老板，家住九龍。自開戰以來，與家人失去聯系，現停戰了，回家看看。”
說著，連貫跨步上前，掏出一些港幣塞給上船檢查的人。
日軍看見船上的人個個西裝革履或長衫馬褂，像是老板模樣，特別是廖承志胖胖的個子，戴一副金絲眼鏡，更像來往東南亞一帶的生意人，再接過塞來的錢，也就不再想什么了，揮手吼道：“開路開路的。”
大家總算松了口氣，連忙把船劃開。
李健行引導廖承志一行棄舟登岸，來到九龍廣東道一幢不起眼的房子里，東江游擊隊領導人林平、何鼎華起身迎接。
林平告訴廖承志：“當日軍攻下九龍之后，曾生、王作堯已經派了兩支精干的短槍隊，跟尾進入了新界和九龍市區。他們打擊敵偽，消滅土匪，維持治安，得到廣大居民的擁護，很快就站穩了腳根。現在，已經建立了兩條交通線：一條是從青山道經荃灣、元朗進入寶安游擊區的陸上交通線；一條是從西貢通過大鵬灣進入沙魚涌轉往惠陽的海上交通線。另外，我們已有幾只武裝的‘大眼雞’漁船，準備以此為基礎，建立一支海上護航隊哩。”
廖承志高興地說：“很好，很好！香港那邊已交給劉少文負責，九龍這邊，以及東江游擊區的接待和護送，就全靠你們了。我祝你們成功，預先代表周公感謝你們啦！”
林平表示：“我們一定全力以赴，努力完成任務，不負中央所托。”
按指定路線，廖承志、連貫、喬冠華三人向惠陽撤退。
這時，廖承志一行不再是“香港大亨”，而是衣衫襤褸的難民。隊伍前后，都有精干的武裝人員護送。為了確保領導人的安全，執行這次護送任務的小隊長鄭偉靈作了周密部署：兩個班在前面，帶一挺機槍擔任尖兵；一個步槍班居中掩護；大隊配屬的手槍組在廖承志三人之間，替他們背行李，照料下山坎、涉水、過溝；小隊政治服務員陳銘輝率一個班殿后。全隊避開村鎮走小路，如果遇到敵人，就先以機槍阻擊敵人，其余人員全力以赴掩護廖承志三人迅速撤離危險地帶，繼續趕路。
這天午夜時分，他們經過龍崗東北側一個叫黃泥嶺的黃山麓時，遇上了約有20多人的一股土匪的襲擾。那股土匪首先占據了有利地形，一個勁地咋咋呼呼，把槍栓拉得嘩嘩響。
走在前頭的尖刀班長杜宏超，立即指揮全班架起機槍，迅速散開占領陣地。手槍隊幾個隊員把廖承志等三人就地隱蔽下來，雙方成對峙狀態。
小隊長鄭偉靈過去與這支土匪隊伍打過幾次交道，認識他們的頭目葉花仔，估計葉花仔會給自己一個面子，于是，他摸索著來到廖承志身邊，把自己的想法對廖承志做了匯報，廖承志點頭同意。
鄭偉靈挺身站到路中央，朝土匪們喊道：“喂！你們是什么人？是不是葉花仔？我是鄭偉靈，有急事要到前面去，現在請你們先把路讓開，有什么事以后再說。”
鄭偉靈連著喊了兩遍，就聽到葉花仔沒有好氣地回答：“原來是大哥哇！丟那媽，自己友！行啦行啦（走吧走吧）。”說罷，就招呼他的同伙退到另一側。
鄭偉靈立即命令杜宏超掌握的機槍班變前衛為后衛，就地監視土匪動靜，其余隊員快速通過。急行幾里之后，他們才將隊伍停下來檢查了一下，沒有發現掉隊和丟失東西，只是廖承志三人累得氣喘吁吁的。
幾天之后，廖承志一行安全到達惠州。在惠州停留期間，廖承志和連貫在西湖邊蘇小小墓前，秘密約見了南委交通員司徒丙鶴，托他向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傳達中央關于營救文化人的指示。
在惠陽縣田頭山石橋航一個小村莊里，廖承志主持召開了三天的會。他對聯絡站接應、護送“國寶”們的安全措施做了進一步指導和部署，認為惠州敵情嚴重，特地規定兩條紀律：一是不準文化人上街公開活動；二是把文化人的筆和本子等收起來統一保管，以免暴露他們的知識分子的身份。
廖承志說：“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怎樣將在香港的文化人士及一些國民黨左派知名人士救出來。因為他們是我黨的寶貴財富。我們要在趁敵人未立穩足跟、掌握情況前，盡快設法將他們救出來。”
經過三天的詳細研究，訂出了搶救文化界人士和進步人士的初步計劃，并做了具體分工，決定留在香港的梁廣、劉少文領導香港方面的營救工作，林平負責布置九龍到東江游擊區的護送和接待工作，廖承志和連貫分別到韶關和老隆布置國統區的掩護地點與交通線。張文彬負責全面指揮，并通過電臺向中央、南方局和南委報告香港的有關情況和營救計劃。
不久，中央復電指示：要想盡一切辦法，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將文化人士們搶救出來。
這樣，一個搶救大批“國寶”的組織系統大體形成，由最小的接待點、秘密接待站、中心中轉站組成，東江抗日游擊隊集中三個中隊及一個獨立小隊的兵力于龍華一線，隨時聽候調遣，保證萬無一失。
東江抗日游擊隊與香港地下黨在廣大進步人士的支持配合下，派出小分隊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香港，同營救對象一個一個地秘密取得聯絡，搶在敵人搜捕前把他們帶回內陸……
再說，林平在安排廖承志、連貫、喬冠華三人撤離后，自己也由短槍隊護送，經過荃灣、元朗，越過深圳河，翻過梅林坳，回到抗日游擊隊總部所在地寶安縣白石龍村。林平一到白石龍，顧不上休息，就召集梁鴻鈞、曾生、王作堯等東江部隊負責人開會，研究如何營救、護送、接待文化群英的問題。由粵南省委派來東江工作的楊康華，也一起出席了會議。
大家聽了林平講述香港、九龍兩地營救工作的情況，知道廖承志三人脫離虎口，現已到韶關，都松了一口氣。
1月10日，南委副書記張文彬也沿著廖承志三人走過的水上交通線，在短槍隊護送下，安全到達白石龍村。當天下午，張文彬便利用東江的電臺給中共中央和南委機關報告這次營救文化人的情況：
中央、韶梅并報南委：
(一)港九陷落后，我與小康、小廖、林平等均安抵游擊區，黨內外干部及文化人都無損失，周祈已回韶。
(二)小廖與連貫原到惠陽，近因惠陽告急，彼有去老隆轉韶可能。我因幫林平布置工作，后因惠陽告急，交通斷絕，致未能隨廖同回，須交通安全后啟程。
(三)此間聚集文化男女老少共二百余人以上，行動頗不便，而游擊區地小糧缺、物價飛漲(四百多元百斤米)，又無錢(維持給養已無法)，港亦無法接濟。
……
文彬
10日午
抄毛、祥、康、任、李、陳、凱、朱、葉
在電報中，張文彬還報告說，共計算有一等文化人十名以上，二等文化人四十人以上，黨內干部十人。
在重慶，周恩來十分擔憂廖承志、張文彬等人的安全，接到張文彬的電報后，心中的石頭才落了地。他馬上向中共中央書記處發電報告在港文化人已安全到內地及廖、張均已脫險的情況：
康生書記處：
(一)香港文化人大部份已出來，夏衍己到桂林，我們已派人去救濟，如何處置，待與他們先來的人談話后再決定。
(二)方方來電，廖、張均已出險，將到興寧，今日我接蕭桂昌明電，他已到廣州灣。
(三)香港這次所以末破壞，是因日寇不要汪逆特務，日軍占港后就只知搶東西。
(四)請轉電劉曉，我們準備疏散一批文化人經浙江去滬轉蘇北，因都留當地恐不能自由，請劉將此路沿途交通情形速查告。
周恩來
3
廖承志在營救工作布置妥當后，與喬冠華等人于1942年1月底秘密從惠州經老隆到達韶關。
廖承志對前來迎接他的李大林指示說：“從香港脫險而來的大多數文化人都要從韶關坐火車到桂林，你們要協助喬冠華秘密地接應和轉送文化人赴大后方。保證他們的安全。”
李大林保證道：“我們已做好一切準備，堅決完成黨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由于韶關為戰時省會，國民黨戒備森嚴，為更利于隱蔽和活動的開展，廖承志在布置好工作后，乘火車沿粵漢鐵路北上樂昌，化名周織，住在一個朋友家。這里交通方便、群眾基礎好，社會關系可靠，是從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好地方。
這天，廖承志正在閱讀有關搶救文化人的匯報材料，突然門外的一位老奶奶高叫：“周先生，有人找。”廖承志連忙收拾好案上的資料，走出來。
來人是一個中年婦女，她是張文彬派來的交通員，帶來了何香凝女士等人脫險的消息。
何香凝和柳亞子是東江游擊隊搶救的重點人物，決定安排他們從海上坐船直接到海豐一帶上岸。當時，船上除何香凝、柳亞子父女及廖承志的妻兒外，還有很多真正的逃難者。當船抵達海豐時，碰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國民黨兵在檢查這艘從香港來的難民船時，竟然發現何老太太。這真是非同小可，因為何香凝是已故的廖仲愷先生的夫人，又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比較多人認識她。國民黨海豐當局不敢怠慢，把何老太太接上岸，并開了歡迎大會，“慶祝何香凝委員脫險”，當地報紙還發了消息。國民黨中央委員羅翼群得悉，親自驅車到海豐，將她接到梅縣地區的興寧。
而柳亞子由于化了裝，沒被人認出。他們父女和廖承志妻兒由中共地下黨的同志護送，經過千辛萬苦來到老隆，并安全轉往內地。
這段時間，廖承志一直為親人們擔心，看完信后，心里無比高興，忘情地大喊：“阿婆，把煮好的馬蹄粉拿來招待客人。”
香港淪陷后，返回內地的文化人大多通過東江抗日游擊根據地到大后方，根據地頓時活躍起來按原計劃，東江根據地只是文化人轉移的集散過路站。他們稍事休息后，即分批送往老隆、曲江，然后轉向內地更安全的地方。
由于戰局發生變化，日寇侵駐淡水，襲擾惠州，襲擊博羅，國民黨軍聞風而逃，惠州到老隆的交通線被日軍切斷。而日軍占領香港時一網打盡知名民主文化人士的陰謀破產后，正在內地各交通要道設卡，由漢奸、特務手持知名人士的照片，對過往者嚴加辨認、搜查，東江游擊隊經請示上級同意后，把文化人安排在根據地隱蔽，并作時間長短不一的停留。茅盾、鄒韜奮、沈粹縝、胡繩、胡風、袁水拍、黎澍、宋之的、廖沫沙、張鐵生、丁聰、徐伯昕、胡耐秋、惲逸群、姜均辰、胡仲持、戈寶權、舒強、劉清揚、張友漁、韓幽桐、鄧文釗等文化人停留東江期間的活動，對根據地文化建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深坑招待所四五個山寮里住了四五十名文化人，有鄒韜奮、劉清揚、楊剛、周鋼鳴、于伶、章泯、許幸之、鳳子、丁聰、胡考、戴英浪等，加上報社和警衛班共有七八十人。住在一條山窩里，無形中這里成為了文化溝。
2月15日，是農歷春節。中共中央來電，對港九市區搶救文化人的任務勝利完成進行嘉獎，并命張文彬代表黨中央向在東江的文化人士進行慰問。張文彬高興得像個孩子，感到這是黨中央給他和東江部隊的莫大榮譽。他同林平一起，帶上一些燒酒和幾只肥鵝，直上深坑等文化人士駐地，表達黨中央對他們的深切關懷。
聯歡會上，大家邊吃邊談邊唱，快樂無比。
張文彬帶頭唱起了抗戰歌曲，廣東籍指戰員也即興唱起了粵曲和客家山歌，但聯歡會的主角是文化人，甚至連鄒韜奮也上場，唯妙唯肖地學卓別林扮希特勒，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會后，張文彬、林平等邀請十多位文化人參觀根據地的“山寮報社”——《新百姓報》。
鄒韜奮風趣地對報社工作人員說：“我們都是搞新聞出版的，同在一條戰線哩。你們是游擊隊的文化戰士，比我們先走一步。我們現在也開始組織一支文化游擊隊，今后我們并肩戰斗。”
他回頭對張文彬說：“我們這支文化游擊隊，是在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的護衛下，由香港轉移陣地回來的，沒有人民的槍桿子，就沒有人民的筆桿子。打倒法西斯，必須有人民的槍桿子，也必須有人民的筆桿子!一定要把槍桿子和筆桿子結合起來!”
茅盾聯系一路所見所聞，以親身經歷和感受稱贊這是抗戰以來甚至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行動：“這次回來，感受很深，特別感到這是作家直接同抗戰的實踐結合，創造革命文學最好的機會。我對游擊隊怎樣在敵后做抗日文化工作就了解得更具體了。我堅信，作家只有深入工農大眾，才能更好地開展革命文化運動。”
張文彬對這批文化人士十分敬重，趁機請他們對如何辦好《新百姓報》提出具體意見。
鄒韜奮沉吟了一下說：“為了使《新百姓報》更有地區特點和代表民意，不妨改名為《東江民報》。”
張文彬連聲說好：“韜公，你不妨題個新報名吧。”
“你這個張書記，可真會抓差。好，我們一起來支持吧。”韜公說著，欣然書寫了新報名。茅盾則為副刊書題《民聲》二字。畫家丁聰也為《民報》畫漫畫。
這批著名文化人士還應邀熱情為連隊和干部訓練班授課。鄒韜奮講授民主政治問題，胡繩講授哲學。茅盾說：“文化人要同抗戰結合才能產生革命文學。”
在南委機關，坐鎮指揮整個大營救的南委書記方方在接到張文彬有關搶救文化人的報告后，也于2月16日農歷大年初二這天，向延安中共中央發出電報：
中央書記處并報渝周與康生：
現將曲江來電轉如下：
(一)南路特委書記已由東江到韶，小廖、文彬與茅盾、夏衍、鄒韜奮等一百五十多大小文化人，已安全脫險，抵達東江曾、王部，現正準備分途趕送各地中。
(二)梁廣、吳華，仍留組織上工作。
(三)文彬問上海情況如何，大批文化人能否到該處。
(四)對這批文化人有何指示。
方方
2月2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張文彬、方方等得電，提出“對由港撤退同志疏散意見”：
張、林、梁并渝周：
由港至東江諸同志之疏散問題，我們有下列意見：
(一)能在廣東或大后方或滬或平津找到好的社會關系者，即設法在廣東去大后方或滬或平津，然后再設法到蘇北、華北或延安。
(二)在各地不能找到社會關系者則設法去方方處安置，暫時靜居研究待機再動。
(三)以上意見請張與諸同志商量見覆，并請渝周及方方考慮見覆。
(四)請你們代中央向他們致慰問。
(五)同意張、林暫時設立電臺與中央聯絡。
書記處
2月27日
同日，中央書記處還專門給周恩來電，轉告由港撤退人員之情形：
渝周：
(一)據張文彬從東江游擊區來電有如下之情況：
甲、港陷落后張、廖均安抵惠州，張轉抵寶安游擊區，廖轉抵韶關，在港黨內外各部門均無損失，大部搬到游擊區，少數已到澳門。
乙、沈志遠、鄒韜奮、胡繩、張友漁、茅盾等均已到東江，夏衍到澳門，何老太及柳亞子已乘木船出港向汕頭去。
丙、在港之疏散已完畢，少文尚在港，港敵近來漸嚴，但留港各人均安。
丁、東江已設手搖機電臺，已與延安通報。
二、對于抵東江諸人的疏散問題已詳另電，請考慮見覆，小廖抵韶請設法與之聯絡。
書記處
2月27日
3月4日，中央書記處對香港撤退的文化人安置問題給張文彬再次發電：
張文彬并告方方：
(一)自于香港撤退的人，大都是統一戰線的文化人，過去在渝、港均已很紅了，我認為無法在方方處安置，閩西有些武裝早已分散，留方方處也太紅，若久住不僅中央特務，就是廣東當局也要注意，打入曾生部隊也太小，不能容納，無論如何不能停留。
(二)我昨已去電方方，告其處理辦法是，一些去浙江經滬到蘇北，一些去桂，一些來渝，請中央及方方轉告文彬。
(三)請方方轉告小廖，要他利用他母親關系一同飛渝來面談。
(四)上電是周恩來同志的意見，與前中央書記處給文彬的電報略有出入，請文彬根據當前實際情況適當處理。
書記處辦公廳
3月4日
3月6日，周恩來對張文彬關于香港陷落后東江情況報告復電：
即刻到，中央書記處及方方分轉張文彬：
(甲)你現在何地，是否在惠南游擊區內與方方處，交通情況如何，是否通電。
(乙)到東江二百余文化人統戰干部，除已電告之十余人外，其余是些什么人，請分別電告。
(丙)除站不住的文化統戰干部，依我冬(即2日)電處理外，其余地方干部是否可留一些在潮、梅隱蔽，因為都送蘇北路費太貴，但暴露的可能妨害地方黨的則決不能留。
(丁)一百萬款無法籌匯，現準備二十萬，先匯五萬去桂，匯五萬去曲江，匯曲江的款是等廖到曲江由你們派人去取或即匯在原來方方的收款處，請方、張電告。
(戊)文化統戰干部來內地的路費發至曲江、桂林即可，我們另撥款接待在本地疏散的則先發，如去蘇北的發一千五百元即夠，因重慶去上海也只要一千五百元。
(己)小廖、連貫何日離開你們現到何處，尚無消息。
(庚)你疏散工作完畢后，應將游擊區及地方黨整理好，與方方建立好交通，再回南委。以后凡關于疏散問題與電覆直發給我，以免延誤時間。
周恩來
魚渝(即6日)
抄：毛、祥、任、李、陳、凱、康
根據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張文彬對這批文化人的去留做了安排，一些人去浙江，經上海到蘇北；一些人去桂林；一些人前往重慶。而胡繩夫婦、戈寶權、黎澍等少數人分配到東縱政治部從事干部訓練班工作。
國民黨對鄒韜奮恨之入骨，通知各地只要抓到就地處決。張文彬親自陪同他到惠陽地區，由地下黨作了極為安全的布置，讓他化裝成商人在梅縣隱蔽了一段時間，然后設法經上海進入新四軍華中根據地。
由于要護送文化人士，張文彬一時無法回韶關，他特地安排南委交通司徒丙鶴先回去。臨別前，他交給司徒丙鶴一筆美鈔，叫他回韶關后去找一位名叫“陳二叔”的交通，并囑咐司徒丙鶴轉告李大林辦好三件事：
“一是要告訴省委，搶救被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凡是被搶救出來的人，省委要解決好他們的路費、住宿、路條，安全地將他們送到目的地。設法做生意，賺點錢應急；二是江西省委情況不明，南委派謝育才到江西去一直沒有消息，估計可能出了問題，請粵北提高警惕，嚴防敵人破壞；三是南委將派胡繩到粵北省委擔任宣傳部長，今后，你憑我寫的親筆信把胡繩介紹給李大林。”
司徒丙鶴重述了一遍張文彬的話確認無誤后，問還有什么吩咐。
張文彬摸了摸自己的尖下巴說，“小周懷孕了，你回韶關后麻煩你夫婦倆在生活上多給予照顧，我公事一了即回韶關看望你們。”
“放心吧，小周就交給我們吧。”司徒丙鶴與張文彬握手言別。
據史料記載，這次搶救行動，從日寇的嚴密封鎖中撤退了包括國民黨左派元老在內的各方面人士共800多名，其中有夏衍、茅盾、鄒韜奮等著名文化人士和何香凝等愛國進步人士，他們分別被安全送到內地及海外，另還營救了100名國際友人，接應了2000多名回國參加抗日斗爭的愛國青年。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香港人口180多萬人，90%是廣東人，國民黨中央及省的軍政人員在香港的也不少。為幫助這些人回來，李漢魂在韶關發起成立了“緊急救濟香港同胞委員會”，親任主任委員，并于1942年1月27日制定救濟香港同胞工作大綱，千方百計安置香港難民。
最初由港脫險歸來的是國民黨海軍司令陳策，他駕駛魚雷艇突圍而出，手臂中彈，英勇無比。緊接著，國民黨中央委員鄧青陽、羅冀群、陶希圣等和華僑領袖司徒美堂等也都脫險歸來，他們在韶關停留后，都飛往重慶。
原粵軍將領李福林滯留香港，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親往香港勸他為漢奸政府做事。李福林大義凜然說：“現在只有兩途，一即用槍打死我，否則用飛機送我上韶關。”陳璧君說：“你要上韶關嗎？何必這樣生氣呢？”卒讓李福林坐飛機回韶。
李漢魂還從1942年1月22日至2月14日巡視香港同胞歸鄉路程，一路慰問、救濟同胞。
4
這次東江抗日游擊隊在香港成功營救文化人，對張文彬的思想觸動很大。
當年，西安事變成功解決，張文彬感受到統一戰線的威力，因而他到廣東后，對余漢謀抱有幻想，派到余漢謀部隊去的中共黨員干部較多，意圖是想通過統戰工作爭取改造余漢謀軍隊共同抗日，但余漢謀絕不是楊虎城，張發奎也不是張學良。當然，這也與日軍未占領香港以前，張文彬對整個形勢分析估計不足有關。
張文彬在香港主持召開粵南省委會議時，還沒有預計到日軍會這么快南進，或不敢南進，因而未引起重視，這不是他一個人的看法問題，而是整個時局的突變，南委領導層對此在思想上均缺乏警惕，沒有兩手準備。但自日軍占領香港之后，張文彬開始意識到自己工作上的偏差錯誤而感到非常難過。
在香港被困的18天中，張文彬和司徒丙鶴住在一起，他談的都是長征故事及戰爭問題，顯然，張文彬的思想已從過去偏重在國民黨軍隊搞統戰工作轉移到建立和壯大自己的隊伍上。他對司徒丙鶴說，要把東江部隊從游擊隊朝大兵團的方向發展。我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對此，共產黨員要堅信不移。
為了詳細了解部隊和游擊區開展武裝斗爭的情況，趁這次到東江部隊根據地的機會，張文彬決定好好抓抓這支武裝。為此，他在這里一呆就是三個多月。
東江一帶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第一、二次命戰爭時期開展武裝斗爭的重要地區。1938年10月，在日軍從大亞灣登陸后向內地進犯、國民黨軍隊潰敗的時候，惠陽、東莞、增城等地的愛國民眾，紛紛拿起武器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為適應這一形勢的要求，廖承志奉中共中央要在東江日占區后方開拓游擊區的指示，于10月13日，召集中共香港市委和海委的負責人曾生、吳有恒等開會，研究討論抗日游擊戰爭的問題。經熱烈討論，決定從香港、澳門的750名共產黨員中，緊急抽調200名黨員以“惠寶臨時工作委員會”的名義到惠陽一帶領導游擊戰爭，并任命曾生為“惠寶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曾生帶著一支精干隊伍，分批到達坪山，以“華僑惠陽青年會回鄉工作團”為基礎，成立了100余人的惠陽抗日游擊隊，活動于惠陽、淡水一帶。
1938年11月下旬，曾生領導的抗日武裝在碧嶺阻擊日軍名聲大振，愛國民眾紛紛來投靠，報經廖承志和廣東省委批準，l2月2日在惠陽縣周田村，成立了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曾生任總隊長，周伯明任政委。與此同時，王作堯受廖承志派遣，在廣東省東莞縣成立東莞抗日模范壯丁隊，英勇抗擊猖狂進犯的日寇。
廖承志提出關于組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主張，張文彬是積極支持的。張文彬一到廣東就提出了“黨員軍事化”的口號，要求各級黨組織盡力組織和掌握各種形式的武裝隊伍，時刻準備打擊敵人，開展游擊戰爭。他號召黨員學習《論持久戰》和郭化若注釋的《孫子兵法》，并請求黨中央派了紅軍干部梁鴻鈞、李振亞、莊田、謝立全、謝斌等前來廣東，先后把有武裝斗爭經驗的干部盧偉良、鄔強、陳志強等調到東江，加強東江部隊的力量。
1940年8月，中共廣東省委根據中共中央加強曾、王部隊領導的指示，派省委常委、東江特委書記林平擔任曾、王部隊的領導。9月，林平在寶安的上下坪村召開會議，決定將東江地區的人民武裝合編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五大隊，曾山、王作堯分別任大隊長，林平兼任兩大隊政委，梁鴻負責軍事指揮。第三、五大隊分別進入東莞的大嶺山區和寶安的陽臺山區，建立起抗日游擊根據地。
白石龍村位于陽臺山根據地內，是個坐落在陽臺山東南面的小山村。它的西北約10公里的地方是國民黨控制的觀瀾墟，東南約5公里左右是日軍占據的布吉。因而這里成為日頑雙方的緩沖區。
張文彬原本是想與廖承志一起回韶關的，但這次到東江后，他也發現這里存在一些問題。在1942年1月10日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他是這樣介紹東江的情況的：
游擊區現只寶安較大，橫直約五十三里，東莞因一九四一年九月頑固進攻，損失半數，近雖恢復一些，但災情頗重；惠陽、坪山以西到鐵路線地區亦不很好。此間曾、王全部，包括最后補充人數一千一百人，槍不及半(外圍武裝不在內)。過去工作弱點頗多，港九失陷以后，因集中力量營救干部與文化人，故本身發展與補充頗受影響。但新界游擊區已有所發展，外圍武裝正擴大中，補充槍彈辦法不多，無錢更難。
為幫助林平整頓東江部隊，張文彬主動留了下來。l942年1月下旬至4月初，他代表南委在白石龍村主持召開了數次東江部隊的干部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由梁鴻鈞任總隊長，林平任政委，曾生任副總隊長，王作堯任參謀長，楊康華任政治部主任，鄔強任參謀處長。
白石龍會議是一次重要會議。張文彬在會上對形勢任務、經驗教訓、方針政策、軍政建設等，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對后來東江部隊的建設和廣東武裝斗爭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就在會議期間，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召開了廣東“綏靖”會議，制定了全面進攻東江抗日根據地的計劃，聲稱要在三個月內消滅中共東江部隊。
原來在3月初，日軍收縮兵力，退出惠州、博羅一帶，只保持鐵路廣州石龍段，并固守莞城、太平、南頭、深圳等重要據點。莞深沿線上許多鄉鎮，則由偽軍、偽聯防隊駐扎。余漢謀馬上調派六十五軍—八七師到惠州，由師長張光瓊和挺六縱隊司令鄧琦昌負責，組成“東江惠淡守備區指揮部”。一八七師以“收復深圳、反攻香港”的名義，調至惠寶前線，隨即推進到淡水、鎮隆、新墟、樟木頭、塘廈一線，對東江部隊寶安陽臺山根據地形成了包圍的態勢。為了迷惑東江抗日軍民，他們又放出“收編”東江部隊的煙幕。
內戰之火，一觸即發。張文彬決定召開較大規模的干部會議，進行抗日反頑斗爭的動員。他指出我們面臨著國民黨頑軍發動大規模內戰，情況比去年進犯我大嶺山根據地還要嚴重。但是只要我們有堅強的斗志，有正確的領導，并不是不可以將其擊破的。在相當長時期內斗爭將是艱苦和復雜的，我們一定要“緊握槍桿子，堅持抗日反頑斗爭”。
其時，有些人建議，為了減少損失，除了保留一個精干的隊伍在戰區內與敵周旋外，可將大多數人員暫時疏散，把武器埋藏起來，待到形勢好轉時，再把隊伍集結武裝起來干。
張文彬堅決回絕了這個意見，指出：“熬過困難就是勝利，就會大發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怕打“磨擦仗”，要針鋒相對地堅持斗爭。
有人認為頑軍強而我軍弱，活動地區又狹小，難同頑、敵周旋。
張文彬回憶起他在延安向毛主席匯報東江情況時，主席曾指出：惠東寶游擊區的范圍不能縮小了，比井岡山開始時還要大。我東江地區雖無險要的崇山峻嶺，但丘巒起伏，地形復雜，而且又新辟九龍新界和增博地區，大有回旋余地；同時又有群眾基礎和革命傳統．人心所望是團結抗戰；頑軍與敵偽雖有反共反人民的默契，但他們之間確還存在矛盾，因此，只要指揮得當，是能夠取勝的。
張文彬以堅定的語氣說：“同志們，目前的局勢很嚴重。但是，敵人進攻的兵力有限，陽臺山和大嶺山都有相當大的回旋余地。只要我們樹立信心，堅持執行正確的方針，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困難，粉碎敵人的進攻。”
張文彬見大家情緒開始高漲，不失時機地勉勵道：“艱難困苦何足論，誓斬樓蘭復河山。”
總隊部根據這次會議的決定，迅速下達了戰斗部署，部隊進入臨戰狀態。同年7月，東江部隊沉重打擊了國民黨頑軍的多次進攻。—八七師長張光瓊吹噓的三個月內消滅東江抗日游擊隊的計劃宣告破產。
張文彬在東縱三個月來，在各種場合用各種方式，廣泛接觸干部、戰士和群眾，了解情況，調查研究。東江部隊的干部、戰士都喜歡與這位叫大張的年輕首長談心，聽他談人生，談理想，分析國內外形勢，講述革命道理。晚間經常燒起一堆柴火，大家圍攏來交換工作意見，也講故事，有說有笑。
一次，一個從南洋來的戰士冒失地問了一句：“大張，您懂得這么多，一定出國留過洋，家庭很富裕吧？”
張文彬一聽，無聲地笑笑：“我是窮孩子出身，在堂兄張子謀的幫助下。才得以進入長沙中學讀初中。1927年5月長沙發生‘馬日事變’，黨派我回平江組織農民武裝，從此只好一邊打仗，一邊學習。如果想出國留學，只能等革命成功啦。”
“那這么說，您十七歲就組織武裝，好厲害哎。”一個機靈的女戰士插嘴說。
“那是敵人逼出來的。我在1927年10月不幸被捕，但敵人沒有抓到什么證據，無法下手，只從我家里敲詐了一百塊光洋，便允許具保釋放了。我出獄后，親自帶領一支工農武裝，以楊梅山為據點，與敵人真刀真槍地干。隊伍很快由三十多人發展到二百多人。”
“后來呀——”
“后來就參加平江起義。上井岡山，參加反圍剿和長征呀。”張文彬刮了一下面前一個小戰士的鼻子，“再后來就跟你們一起打鬼子來了。”
一個綽號叫“猴子”的戰士偷偷地從張文彬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張照片，隨后大聲嚷道：“大家來看，大張的夫人多漂亮呀，比好萊塢的明星還美。”
眾戰士一聽，都撲上前搶著要看。張文彬一旁慈和地笑著，思緒卻飛到遠在韶關的妻子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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