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起，作家王心鋼和韶關本地黨史專家梁觀福開始籌備創作長篇紀實《赤焰》。他們對北江工農軍的歷史進行集中學習與研究。作為一支地方武裝的北江工農軍，在中國革命危急關頭，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湘南起義，這在中國革命史上是罕見的，其征戰史亦可歌可泣。許多工農軍英雄拋頭顱、灑熱血，將火熱的青春獻給了革命和人民，值得敬仰。《赤焰》把講述時間放在1927年4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前后，直到1928年4月“朱毛紅軍”會師，并重點介紹了周其鑒等革命烈士的背后故事。故事分為三大塊：
一是北江工農軍是如何建立的，為什么要北上武漢，其中發生了什么；
二是北江工農軍是如何參加南昌起義的，又是如何隨軍南下的，經歷了哪些戰斗；
三是南昌起義失敗后，這些農軍戰士如何回鄉重樹義旗，組織暴動，最后隨朱德部隊參加湘南暴動，會師井岡山。
今天，讓我們來品讀《赤焰》第九章：兵陷潮汕。
1
離開瑞金前，二十軍開過一次連以上軍官會議，由周恩來正式宣布前委的決定，廖乾吾為二十軍政治部主任，方維夏為二十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陳恭為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徐特立為第三師政治部主任。
賀龍在會上宣布，由于壬田、會昌兩戰役部隊傷員有好幾百人，如果部隊直接打到廣東梅縣，不便運送傷員。鑒于閩西目前敵軍較為空虛，特別是前往閩西有水路，便于運送傷員，因此前委決定南下路線改道，由福建入粵。
再說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因沒有及時地接到周恩來派人送去的報告，不知南昌起義軍情況如何，有些盲目地下指令，一面致電廣東省委和南方局，命令葉挺、賀龍部隊必須迅速到達東江，以便早日進攻并奪取廣州。又同一天分別致函廣東省委、湖北省委和湖南省委。指令廣東省委：“東江必須立即開展廣大的暴動，發表政治的口號為賀、葉內應。兩江（即廣東西江及北江地區）及南路亦需立即有軍事的動作和農民暴動。”
在中央發出上述指示信時，起義軍已于8月29日從瑞金出發。經過贛閩交界處萬峰亭時，周其鑒舉目一望，只見煙霧淹沒群山，云浪翻滾，蔚為壯觀。
9月7日，部隊到達福建汀州（即長汀），在這個有名的客家人中轉站休整了兩天。前委再一次開會，確定了進攻潮汕的計劃。
9月9日，部隊來到福建上杭。第二天正好是中秋節。百姓紛紛做月餅過節。官兵們想到這本是合家團聚、盡享天倫之樂的團圓日，而今日卻遠離家鄉行軍作戰，況且前景不知如何，心里多少生起絲絲鄉愁。但轉念一想，他們是在為革命作戰，為廣大工農作戰，為打倒反動派、打倒反動軍閥作戰時，又油然升起自豪感。為了民眾，雖說背井離鄉也值得。“戌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杜甫的詩，難道不是北江工農軍此時的最好寫照?
朱德知道官兵們離鄉心情，掏錢買來月餅慰勞大家，并說，前委決定，打入廣東后，即丟掉青天白日，打起紅色旗幟，使用工農軍的番號。
9月12日，部隊離開上杭，乘船而下，準備進入廣東境內，沒想到水道上會遇險。
汀江，自古是客家人進入粵東的必經之水路。船開始行走時還較為順利，但到達下游之后，出現許多險灘、暗礁，而且呈“之”字形，在如此水面上行船，危險無時不在。越到下游，水流越為湍急。
突然，一只滿載戰士的木船撞到暗礁，船體側身進水，很快沉沒。會水的戰士跳水求生，而幾個不會游水的戰士掉下河后，再也沒有浮上來……
9月18日，獲悉起義部隊占領廣東大埔，李濟琛連忙飛電其前敵總指揮陳濟棠、第二師師長薛岳等部到粵東堵截。薛岳得令后，一邊率其新編第二師趕赴粵東，一邊打電報給國民黨各縣政府，要他們報告“匪情”，“防堵共逆”。誰想到他打給大埔縣政府的電報，被剛占領大埔的中共起義軍參謀長劉伯承所得。
劉伯承從電報上得知，薛岳正調重兵于河源。迅速將這一重要電報向周恩來報告。9月19日，周恩來趕到大埔，與葉挺、賀龍和劉伯承研究，決定馬上派兵直取三河壩，為拿下潮汕、奪取廣州做準備。
三河壩位于汀江、梅江和韓江的會合口，地形險要，三河壩這一地名由此而得。占領了這個水陸交通樞紐，能后倚閩贛，又能順利直下潮汕。由于及時獲取薛岳的電報，起義軍得以先行一步，輕取三河壩。
9月19日，第二十四師先頭部隊進占了三河壩，當地守軍聞風而逃。起義軍前頭部隊進入圩鎮后沒有停留，第二十軍也穿鎮而過。誰想到，警衛營護送革命委員會機關隊伍進鎮時，發現有一股敵軍乘坐汽船從梅江方向而來，鎮內的一伙反動便衣武裝也蠢蠢欲動。
其時，負責保衛革命委員會機關的只有工農軍一個連的兵力，其余的都是機關勤雜人員。彭湃對這一帶較為熟悉，他讓周其鑒帶十幾個武裝隨他上街，偵察清楚鎮內情況，果斷地將鎮上的反動武裝繳了械，控制了局勢。
朱德則親自率領工農軍兩個排在江邊迎戰乘汽船來犯的敵人。他讓歐日章集中隊伍中的輕重武器一起開火，形成強大的威攝力。敵汽艇不明虛實，見遇上正規軍，嚇得掉頭就跑。歐日章覺得不解氣，率領一班士兵沿江追擊了一番。
得勝回鎮時，歐日章有意讓戰士大呼“軍長來了”，目的讓鎮上的人知道，他們是大部隊過境。經過這么一番近似“空城計”的周旋，總算守住了三河壩。
考慮到三河壩的重要性和上游駐有敵軍，前委確定把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師留下來守衛，防止敵主力跟蹤而來。該師是起義部隊中戰斗力最強的主力，是由原二十五師的七十三團全部和七十四團一部、七十五團少部參加南昌起義后編成，老底子就是北伐時第四軍的葉挺獨立團，是鐵軍中的精銳。
21日，在革命委員會機關離開三河壩時，參謀團作出決定，讓德高望重的朱德留下指揮守鎮的第二十五師。這個決定連朱德也意想不到。畢竟二十五師是葉挺的部隊，師長周士第一直大權在握。
對于朱德成為這支部隊的領導，時任第二十五師團指導員的陳毅多年后回憶說：“這時候，朱德同志才成為這支部隊的領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是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這就是有名的三河壩分兵。
留在三河壩的部隊約4000人，除二十五師外，還有第九軍直屬和教育團等。進入潮汕的部隊則只有8000余人，實力已大為削弱。三河壩分兵決定，從不利方面看，它分散了起義軍的兵力，影響了兵力的集中使用；從積極意義看，它為后來失敗的起義軍保留了一支生力軍，為朱毛井岡山會師、紅軍發展奠定了基礎。
當然，大家都沒有意料到后來的結果，只是以為暫時的分兵，等占領潮汕后，部隊還會集合的。先頭部隊占領三河壩之后只停留了一兩天，就以大部隊順韓江直下潮汕，長驅一百多公里，9月23日未經戰斗進駐了潮州，第二日進駐汕頭。
北江工農軍400多名戰士大部分隨革命委員會機關南下，只有少數官兵隨二十五師留守三河壩。和朱德分手時，周其鑒有點依依不舍，畢竟壬田、會昌兩戰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李甫回憶說：“起義部隊到廣東，我擔任工農軍大隊長，與朱德同志分手，他率隊到三河壩。我們起義部隊數千人及工農軍四百多人到潮汕，在汕頭整編，工農軍改為第二支隊，由楊石魂通知我任支隊長，全支隊共有四五百人。”
2
再說，陳濟棠、薛岳各自率部從廣州坐小火車至石龍，然后一路急行軍行，好不容易趕到興寧縣附近時，接到急報，說中共起義部隊占領三河壩后，已順韓江直取潮汕，未經戰斗就進駐潮州、汕頭。負責守城的王俊的警備旅三個團，竟然不戰而退。
薛岳急忙趕到陳濟棠師部，商量下一步進軍路線。會商結果，將原擬向梅縣方向進軍的路線，改為向豐順湯坑前進，仍由薛岳師居前、陳濟棠第十一師居中、第十三師（代師長云瀛橋）殿后，三個師前后連成一線，首尾呼應。
此次臨行前，李濟琛交代給薛岳一個秘密任務，潮汕、梅州一帶，一直由蔣介石的嫡系第一軍控制著，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率部北伐后，留下一個潮梅警備司令部，現由王俊任司令。薛岳的任務就是設法迫走王俊，把蔣介石在潮梅一帶的勢力連根拔掉。
王俊原任第一軍一師師長，是薛岳的老上司，但他并不是帶兵的料，薛岳從骨子里就瞧不起他。這次起義軍南下潮汕，王俊雖有3個團的兵力，卻畏于起義軍的威名不戰而退，真丟第一軍的臉面。
說曹操，曹操到。薛岳在半途中正好遇到王俊撤下來的部隊。薛岳要王俊率部跟自己一起打，可王俊不干，說等整編后再說。薛岳火起，大聲對部下說：“既然他們老是打敗仗，就把他們的槍下了，讓老子來打！”
薛岳的部屬正缺武器，得令后一轟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在路上收繳了王俊部的部分槍支。
王俊哪里咽得下這口氣？他找到陳濟棠告狀，并揚言“退出戰場不打了”。陳濟棠與王俊是老相識，但又不好說薛岳，只好安慰說：“不要退得太遠，等整頓好部隊再來參戰”。結果王俊部卻始終不肯來參戰。
起義軍占領汕頭后，就想把汕頭作為臨時首都，準備奪取廣州后再作為正式首都。
為先穩定汕頭秩序，革命委員會任命大埔籍的中共廣東區委秘書長賴玉潤為汕頭市革命委員會委員長、潮安籍的徐光英為汕頭市公局代理局長，任命起義軍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為汕頭海關監督兼汕頭交涉員、劉伯承為軍政學校校長、周逸群為潮汕警備司令、彭湃為東江工農自衛軍總指揮。這些重要職務的任命表明，起義軍有著長期在汕頭經營的準備。
此時，黨中央派張太雷陪同共產國際一名代表趕來汕頭，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及中央對起義的指示。
周恩來因1925年東征時在汕頭當過行政專員，熟悉當地情況，所以很快主管起當地的工作。為在當地建立政權，自然要守城并控制周圍地區，于是革命委員會決定了繼三河壩分兵后的第二次分兵。
進入潮汕的部隊總共只有8000余人，經第二次分兵，力量更為分散。分兵后的部署是——周逸群率第二十軍第三師約1000余人警衛潮、汕，師部和教導團駐潮州，部隊在潮州西北側高地構筑防御工事。
9月26日至27日，第二十四師和第二十軍的第一、第二師進占揭陽，此時才初步偵察到敵軍主力正在湯坑一帶集結，其具體兵力數目還不大清楚。
參謀團決定，先擊破來犯之敵，再與海陸豐農軍取得聯系，使潮汕和整個東江地區成為根據地。待得到蘇援裝備和款項能大力擴軍后，再西攻廣州。
其實，當前形勢對中共起義軍來說已十分險惡。自會昌戰斗之后，廣東的粵桂蔣三派軍閥經過近一個月的補充整頓，力量已大為增強。截止9月底，集中在東江前線的國民黨軍隊共有6個師、總兵力3萬多人。這樣，國民黨軍不僅在總兵力上相當于起義軍的三倍多，而且在每一個方向上都形成了兵力優勢。
而起義軍卻擺出了這樣一個架勢——頭腦在汕頭，后勤在潮州，主干向揭陽、豐順前進，后尾卻留在三河壩。這完全是一個被動的態勢，當時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葉挺、賀龍、劉伯承率領的主力能擊敗敵軍主力，并與海陸豐連成一片。
于是，一場硬打硬拚的閃電式交鋒，不可避免地在豐順湯坑與揭陽榕城之間的山湖地區展開。
起義軍進攻山湖地區的主力第二十四師只剩下2000余人，第二十軍第一、第二兩個師也只有4000人，合計6000人，其中還包括非戰斗的勤雜人員。部隊長途行軍，不僅身心疲憊，而且子彈缺乏。第二十軍這兩個師內由于還沒有建立共產黨的組織，士氣也不高。
他們對面的敵人，是陳濟棠指揮的3個師，共15000人。其中陳濟棠任師長的第十一師是主力。另外，還有薛岳的新編第二師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師，薛師是新建不久的部隊，戰斗力差些，而第十三師卻是第四軍老部隊，同樣不可輕視。加上陳濟棠的軍隊是在主場作戰，占據了山湖地區的有利地形，以逸待勞，彈藥充足，起義軍向這樣一支強敵發起進攻，戰斗的困難可想而知。
9月28日，由于久未下雨，酷熱異常。薛岳在距山湖十五公里之白水、分水一帶首先與葉挺、賀龍的主力部隊正式遭遇。起義軍向駐守山湖制高點上的薛岳部發起了仰攻。
薛岳弄清對方是葉挺的二十四師后，就知道這一仗不好打，何況自己的部隊大多是新兵，哪見過這種架勢？當葉挺的部隊拿出北伐的傳統作風，高呼著革命口號向山頭猛沖時，其氣勢一下子震懾住了自己的士兵。
盡管薛岳撕啞著嗓子要隊伍集中火力拼命抵抗，但堅持到下午二三點時，整個陣地就再也經不起起義軍潮水般的沖擊而被突破，整個師陷入起義軍的包圍中。最后，薛岳見實在頂不住，只好丟棄前沿的山頭陣地，狼狽向后潰逃，并在起義軍火力尾隨射擊下遺尸累累。
起義軍發揚北伐時猛打猛攻的傳統，跟蹤追擊，一直沖到分水坳附近。
陳濟棠把指揮所設在距山湖約十余里的北路小高地上。他眼見薛岳部抵擋不住而全師敗退，急令自己的第十一師第三十一團、三十二團趕到分水坳的高地上組織防御，掩護薛岳殘部撤退。
陳濟棠的及時支援，救了薛岳一馬，他得以在敗退中一時穩住陣腳。他知道自己的部隊已失去戰斗力，象征性地留下少部分兵力參戰外，自己帶著大部隊大踏步向后撤。
起義軍沖到陳濟棠第十一師陣地前，遇上了難啃的硬骨頭。
第十一師在廣東軍閥部隊中戰斗力是最強的，加上又居高臨下，數量還占優勢，自然就比較頑強。在分水坳的山頭上，雙方反復爭奪，甚至把手榴彈投過去未爆炸，對方又揀起來扔回來。起義軍第二十四師有一個英雄營長廖快虎，指揮部隊反復沖殺，手下的人打光了，他自己坐在山頭上與陣地同歸于盡。
天近黑時，起義軍死傷不少，陳濟棠的第十一師也是傷亡慘重。
在激戰之中，起義軍中出現了個別叛徒，其中影響最惡劣的，就是剛由第七十團團長提升為第二十四師副師長的歐震。
歐震是韶關曲江人，是張發奎、薛岳的老鄉，他在戰斗中反戈投降，給起義軍造成不小損失。當時部隊內共產黨的組織不太健全，缺乏監督機制，一些人的叛逃自然難以控制。后來，歐震受到張發奎、薛岳的賞識，官運比較亨通，成為他們手下的一員大將。
激戰至9月30日天明，因部隊在兩天中傷亡高達2000余人，其中第二十四師傷亡過半，彈藥也消耗大部，實在無力再攻，葉挺和賀龍只好下令隊伍向揭陽后撤。
陳濟棠一時不明起義軍虛實，也不敢追擊。
從表面看。山湖一仗，國共雙方打成對峙，最后都撤出了戰斗。
起義軍以6000人攻敵15000人，火力更遠不如敵，開始還擊潰了薛岳師，最后又使陳濟棠師受重創，國民黨軍傷亡在3000人以上，遠大于中共部隊，用陳濟棠自己的話說：“余自從戎以來，經歷大小戰役不少，而以此役為最慘烈。”這表現出中共革命軍隊在精神上壓倒敵人。
可是從全局來看，這應該說是一個敗仗，因為它使起義軍無法達成擊潰敵軍并聯系海陸豐的目的，主力還受到最嚴重的損失而無法恢復。起義軍在潮汕地區的失敗關鍵一仗是山湖失守，繼而造成進退失據和局勢急轉直下，是潮州、汕頭的失守。
3
北江工農軍到達汕頭后，前委將所有直屬部隊編為兩個營，連同北江工農軍一起編為警衛團，由第三師師長周逸群率領留守潮州、汕頭等地，其中，周逸群身兼潮州的警備司令，率師部和教導團共700余人駐潮州，第六團的400余人則在汕頭負責前委的警衛任務。
9月28日，黃紹竑所率的桂軍主力很快逼近潮州、汕頭。9月30日，周逸群所率的700余人的守衛潮州部隊，不敵桂軍兩個師的進攻，只好棄守潮州，向外突圍。
就在潮州失守當天，汕頭城內也告急。9月30日下午3時左右，國民黨海軍的“飛鷹”艦又一次進入港內，運送百余人的陸戰隊上岸。前委的領導們正在汕頭市嘉應州會館內開會，北江工農軍負責警衛工作。突然，市內響起了槍聲，緊接著，槍聲越來越密集。
樂民意識到情況不妙，馬上命令加強警衛，做好固守會館的一切措施。隨即，他帶上幾名戰士，循著槍聲跑去，發現約有100多個敵軍在向汕頭公安局進攻，另有一股敵人正朝嘉應州會館開來。
樂民見狀，馬上退回嘉應州會館，一邊組織一個連的官兵迎擊敵軍，另派一個連火速趕去公安局支援。
雙方激戰約一個多鐘頭，敵軍見起義軍早有防備，便只有匆匆撤兵，朝海邊退卻。北江工農軍豈能放過敵軍？立即展開追擊。敵軍邊打邊退，一直退到了海邊，隨即登上“飛鷹”艦，離開了漁港。北江工農軍只有眼睜睜地看著敵人乘艦艇離去……
此時，賀龍帶來山湖、潮州失利的消息。前委根據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南方局書記張太雷來汕頭傳達的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和中央對起義軍今后行動的指示，決定起義軍立即向海陸豐撤退。
為敵鋒芒，警衛團護送革委會機關沿著海邊小路往普寧方向撤退，又乘火輪出海至峽山附近，于10月3日拂曉登陸，行至普寧縣的流沙時已是中午2時。所幸這一路并沒有碰到敵人主力，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流沙說是圩鎮，其實是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村落，只有一條街。從山湖撤退下來的部隊也陸續經過流沙朝西南陸豐方向撤退。其秩序多少顯得有點混亂。周恩來見此種情況，在流沙天主教堂里召開前委領導人緊急會議。教堂外各處要口由工農軍官兵嚴密守護。
參加會議的有彭湃、李立三、惲代英、賀龍、葉挺、劉伯承、賀昌、廖乾吾，以及國民黨左派人士張曙時、彭澤民和陳公培。時任中共汕頭市委書記的楊石魂也參加了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周恩來身患瘧疾，發著高燒，但他還是堅持將會議主持下去。
會議決定，拋開“國民革命軍”的番號，樹起蘇維埃旗幟，搞土地革命。其次是總結戰爭失敗的經驗教訓，將武裝隊伍編成兩個師。山湖、潮汕撤下來的武裝合編為一個師，師長由劉伯承擔任；賀龍、葉挺兩人離開部隊，到香港、上海去，由中央另行分配任務。三河壩方面的隊伍編成一個師，師長由朱德擔任。至于非武裝人員，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就地分散。領導人分散轉赴香港或上海，武裝人員突圍到海陸豐與當地農民結合。賀龍二十軍一、二師共約3000人擔任前衛，先向陸豐出發，葉挺十一軍二十四師擔任后衛，保護革委會機關。同時，組織了一批信得過的當地農會干部作向導，確保領導人能夠安全地突出敵人的重圍……
這是一次善后會議，足足開了兩個小時。下午4時，因不遠處發現敵人，會議匆匆散會，全體人員隨部隊繼續朝陸豐出發。
樂民率的警衛團一營跟在前委機關后面作掩護。當離開流沙約一公里半左右，即聞槍聲四起。子彈從前方蓮花山高地射來。樂民率隊跑步前進，來到一個小山村。周恩來、譚平山、葉挺和彭湃等幾個領導人正聚在一塊討論。
葉挺對樂民說：“你們來得正好。前面山地肯定是粵軍的追擊部隊，他們企圖切斷我們向海陸豐的前進道路，而我方前鋒部隊兵力不足，你們馬上去支援，務必占領前面大路兩側高地，掩護領導機關全部通過。”
“遵命。”樂民立即令一個連掩護革委會機關，兩個連到前面山地增援作戰。
由劉副營長率領的兩個連以最快的速度沿著甘蔗田接近了山腳，向大路兩側攻擊，與正在戰斗的二十四師所部合并一塊，占領附近高地，壓住敵軍火力，掩護領導人火速通過。
為輕裝前進，革委會機關將所有行李輜重全部拋掉。正在生病的周恩來，由擔架抬著往前跑，戰斗激烈時，擔架隊員受傷。兩個工農軍戰士上前，扶著周恩來在山溝中艱難地行進。
天黑了下來，海風陣陣，寒氣逼人。部隊在茫茫曠野里，頂著帶腥味的海風，冒著不時飛來的子彈，摸索著前進。有些戰士被冷彈擊中，無聲地倒下。其他人仍然一路向前。擺在眼前的唯一任務，就是盡快通過危險地帶，擺脫敵人，保存革命力量。
第二天凌晨，隊伍到達甲子港。天亮之后，在當地群眾幫助下，大部分領導人分批從甲子港陸續雇船到香港。只有生病的周恩來，仍然在工農軍保護下，跟隨部隊繼續前進。
來到另一小鎮宿營時，周恩來的病情更為嚴重，仍發著高燒，臉色鐵青，表情痛苦。病情發作厲害的時候，連稀粥都無法吃下去，有時神志不清，躺在擔架上，時而清醒，時而昏迷，口里不時喊著“沖啊沖啊”。這顯然已不能繼續隨部隊行動，必須轉移到香港去治療。
周恩來臨走時，吩咐周其鑒和樂民，要他們保護余下的100多名黨政機關干部繼續前行，到達陸豐的金廂鎮后，將武器交給當地農會，然后想辦法找船到香港再聯絡。不去香港的，發給路費，可回鄉掩蔽，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
敵人又從后面追趕上來，周恩來身邊只剩下聶榮臻、葉挺和幾個警衛人員了。他們架起周恩來，躲避到附近的小村子。為了減小目標，避免被俘，聶榮臻和葉挺商量后，遣散了那幾個警衛。
周圍都是敵人，道路不熟，語言不通，而且他們只有一支小手槍，稍有不慎，就得束手就擒。周恩來是黨的重要人物，他如果被俘，損失就大了。聶榮臻和葉挺只有一個信念：寧肯自己粉身碎骨，也要保護好周恩來。
就在走投無路之時，他們遇到了中共汕頭市委書記楊石魂，楊石魂是這一帶的人，熟悉環境。幾個人經過商量后，決定渡海到香港去。楊石魂找來一副擔架，他們抬上周恩來，曉宿夜行，歷盡千辛萬苦到達陸豐甲子鎮，打算從這里出海。卻又趕上臺風，波浪滔天，根本無法出海，只得住下。
甲子鎮周圍敵情嚴重，他們只好又轉移至金廂鎮，住在中共區委書記黃秀文的家里。黃秀文家里只有一張床，只能讓周恩來睡，聶榮臻、葉挺、楊石魂就睡在地上。但是周恩來情況更加糟糕了，以至于大家擔心他扛不過去了，于是冒險把他護送到海邊的碧流村，請一位老中醫治療。治療期間，他們住在海邊一座廢棄的房子里，當地人傳說那房子鬧鬼，多年沒人住了。
好在幾天后，周恩來病情稍有好轉，他們便返回金廂鎮，在洲渚村上了一條小船，于黎明前啟帆出海。事過多少年后，聶榮臻回憶渡海時情景說：
“那條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里躺下，艙里再擠不下第二個人。我們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擠在艙面上。船太小，艙面沒多少地方，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在桅桿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斗了兩夜一天，好不容易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楊石魂把周恩來送到九龍一個木樓秘密接受治療。葉挺、聶榮臻經過一番周折，找到了中共廣東省委。此后，二人參加了廣州起義的領導工作。
送走領導人后，周其鑒和樂民護送著前委機關其他干部隨二十四師繼續前行，第二天傍晚，安全到達金廂鎮。
金廂鎮是海邊一個小鎮，人煙稠密，此地農會及黨組織較為健全。部隊在金廂鎮住了三天，便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將所有武器交給當地農會，然后雇了兩艘帆船，開赴香港。開船時，大家心里極為沉重，雖然舍不得離開部隊，但到了這種地步，只有撤離，別無他法。
這些撤離人員在筲箕灣海邊登陸，因衣衫不整，精神疲憊，一望而知是剛從潮汕戰敗逃亡來港的官兵。周其鑒告訴大家稍作休息，進城后設法與香港的中共黨組織聯系，尋求安頓。
曾任二營連指導員的盧克平后來回憶：
湯坑（應為山湖——作者注）戰斗之后，在汕頭主力部隊轉到揭陽，這時形勢一天天惡化，從南昌拉來的部隊很多都是國民黨兵，各級干部大多數是國民黨人，共產黨的骨干很少，里面缺少黨的核心領導。
從國民黨拉來的兵又多數經不起困難的考驗。在這個時候，就將北江工農軍編為革命委員會警備團，作為骨干來使用。警備團在流沙一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流沙是普寧縣的一個圩（現在是縣城）。圩周圍是水田，沒有山。行軍的時候，一師的主力過去，聽到一些零零落落的槍聲，我們認為問題不大，便在流沙稍作休息。沒料到薛岳部隊又埋伏在圩四周的禾田里，圩里的商店也被他們的軍隊全部控制了，一交火，只聽見槍聲，看不見人，商店里也打出槍來，在這種情況下，我方部隊有些混亂，分隊長找小隊長，小隊長找中隊長，戰士找分隊長。人喊馬嘶。當地老百姓邊挑著東西，東奔西跑。當時周恩來同志立即下緊急集合命令，說不管怎樣，集合起來，不要動，就是敵人全部打過來了也不要動，在集中時被敵人子彈打中的也有，集中以后，臨時編成四個作戰連，向四周散開，周恩來在中間指揮。
那是農歷八月底的一個傍晚，七點鐘的時候，我們正在討論形勢，回憶“八·一”起義，談今后工作，突然遭到從稻田里埋伏的敵軍重機槍的猛烈掃射。于是，我們在周恩來領導下，向大南山方面進行，躲在大南山里。第二天一早發現一面紅旗在山頂上，不知是敵方還是我方的，派了兩人前往偵察，結果是自己部隊。于是整個革命委員會作了今后工作的布置。講明革命是曲折的，不是直線的，斗爭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我們要吸取這個教訓，大規模的斗爭不是辦法，應該發（分）散到各地去舉行小規模的斗爭。大家回去之后，要繼續發動群眾組織武裝力量，進行地區性的，十縣、十區、一鄉的暴動，政治人員集中香港，聽候分配。現有部隊的人，一定要小心謹慎的將部隊帶回本地鬧革命。另外，在汕頭、汕尾、香港、廣州都用不同的方式收容散失的同志，安排他們回家。當時農軍還有100多人，布置軍事干部將自己的部隊拉回本地去，周其鑒同志和我就想將這批人繼續帶回去，但到陸豐甲子港遭到敵人大規模的襲擊。后來在甲子港附近一個叫張家村的地方，那里的農會發揚階級友愛的精神，熱情接待我們。我們三天沒有吃飯，農會的同志告訴我們，你們餓了三天，第一餐吃飯容易出問題，于是我們每人吃了兩條番薯之后，向他們借了八條船，他們又煮了一些番薯送到船上，并說：你們吃了二個，以后多吃一些就沒有問題了。與他們分別時，我們將幾條短槍送給了他們，在船上，我們告訴大家，如何坐船回家，并發給每人兩元光洋，叫他們到香港以后，盡量坐便宜的船，如果沒錢回家時，可坐裝牛裝豬的卡車。大家表示，回去以后，一定找到當地組織，繼續開展工作，要反抗斗爭到底。事實也是這樣，大家回到各縣以后，都能開展工作，堅持斗爭。例如英德、仁化、董塘、曲江都發動了大大小小的暴動，這些都是當年在北江農軍學校受訓，認識了革命真理的結果。
對于南昌起義的失敗，周士第在《第四軍獨立團在兩湖、南昌、粵東》（周士第口述、何錦洲整理）一文中提出自己的一點看法：
南昌起義，是以周恩來同志為書記的前委領導起義軍隊和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宣告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完全破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創舉，是中國革命的光輝一頁，是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人民民主革命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由于中國共產黨還在幼年時代，經驗不足，南昌起義是失敗了，主要的經驗教訓是：南昌起義勝利后，由于沒有明確的依靠農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思想，沒有與江西工人、農民運動相結合，建立革命根據地而向廣東進軍，想找海口，依靠外援，這是最主要的一條；對起義部隊沒有進行改造工作，沒有加強黨的領導，沒有加強政治工作；會昌戰斗勝利后（打敗了錢大鈞和黃紹竑，消滅錢部大部，消滅黃部一部），沒有乘勝追擊錢大鈞部敗兵，直下尋鄔、梅縣而又轉回瑞金、汀州才入廣東，繞了一個大圈，使敵人能有時間收容整理補充，我則更加疲勞；入廣東后又將主力部隊二十四師和二十五師分開，形成分散兵力。因此，在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廣東軍閥、廣西軍閥聯合進攻時，不是我們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而是自己制造自己的弱點，致使敵人能將我們各個擊破。因為我們有這些錯誤，所以，終于在潮汕地區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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