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英

    不管代表國家索賠的國家海洋局最終向康菲公司索賠多少，有兩點基本可以肯定：一是索賠金額應該不會低于1億元；二是索賠之路不會一帆風順。

    康菲公司日前承認“之前未盡力排查溢油風險點”，之所以如此傲慢，大概是因為康菲公司把行政處罰、經濟賠償以及刑事責任統統不放在眼里。這是因為根據現有法律，對肇事者最高只能處罰30萬元，而生態索賠則面臨多重法律障礙，至于追究刑事責任更不見一點動靜。

    國家海洋局將要采取的索賠行動，準確地說僅僅是生態索賠，賠償資金用于恢復海洋生態。而這起溢油事故對相關企業和居民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則需要農業部漁業局等部門“為民做主”，提出相應索賠，但目前還未見相關部門采取索賠行動，讓人憂慮。

    即便是國家海洋局以恢復生態為由進行索賠，夢想能否照進現實還是個大大的問號，有三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一是海洋局提出的索賠額度肇事者不一定接受；二是事故損失誰來評估很關鍵；三是索賠的法律依據是否充分。

    要解決這三個問題相當棘手。一般來說，作為索賠的一方必然希望賠償資金越多越利于生態恢復，而作為被索賠的一方則會千方百計減少賠償。由于此次溢油事故影響深遠，恢復生態是漫長過程，因而，海洋局所制定的索賠計劃能否持續索賠、滿足資金需要，康菲公司是否接受，都是問號。

    而且，污染損失誰來評估、評估結果是否合理，是個關鍵性問題。康菲公司曾表示，正在對事故損失進行評估，評估數據得出后再制定賠償方案。究竟是康菲公司自己在評估，還是邀請獨立的第三方評估，不得而知。顯然，無論是海洋局的評估結果還是康菲公司評估結果，要么很難互相認可，要么很難得到社會廣泛認可。

    另外，索賠面臨許多法律難題。比如，如何界定“海洋環境污染損害”和“海洋生態損害”，存在司法難題；而且，目前還沒有生態賠償的相關規定，很難評估具體的賠償金額。即便法律是健全的，但正如某專業律師所說“觀念障礙、體制障礙、機制障礙”是橫亙在生態索賠之路上的“三座大山”。

    如果國家海洋局代表國家進行生態索賠都這么曲折，顯然，漁民的個人損失要索賠難上加難。據悉，河北樂亭、昌黎等地扇貝大量死亡，當地漁民懷疑和蓬萊19-3油田原油泄漏有關，但由于沒有有力的鑒定結果，漁民一直苦于無法向事故方討個說法。如果漁民的損失無法進行評估或無人評估，更難以索賠了。

    對個體而言，面對高昂的訴訟成本和曠日持久的官司，會很難承受，盡管有公益環保組織試圖介入此次事故進行公益訴訟，但僅是一種探索，前景并不樂觀。基于此，農業部等部門有必要代表弱勢的漁民進行索賠。如果生態索賠、私人索賠、公益索賠同時發力，才有望減少事故損失，讓肇事者付出應有代價。

    事實上，在以上索賠之外還可以采取懲罰性賠償。眾所周知，對墨西哥灣漏油事故，美國采取了“懲罰性賠償機制”，迫使責任方英國石油向美國受影響居民提供200億美元的賠償，獲得了普遍肯定；美國司法部還展開民事和刑事雙重調查，美國化學安全與危險調查局同樣也沒放過肇事者，這些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眾所周知，中石油“制造”的松花江污染事故，國家買單近80億元，而中石油始終不言賠。因此，我們必須要警惕康菲公司背靠中海油這棵大樹，最后讓納稅人為渤海灣漏油事故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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