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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評論員 付克友

法治是個系統工程。這意味著，法律條文不能和法治理念相違，也不能與社會需要脫節，需要與時俱進；同時，法治還需要與最廣泛的人心同頻共振，在心悅誠服中推動法治進步。

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以下簡稱新規）將于2026年1月1日開始實施，其中確立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第136條規定備受關注。有觀點認為，將包括吸毒記錄在內的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可能會導致對某些人群的保護”。

這樣的擔心，在輿論層面引發熱議，折射出公眾心中對公平正義的樸素想法和某種憂慮。

從法律角度看，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具有堅實的法理基礎，是對現實問題的理性回應。它充分體現了行政法“措施必須適當、必要且均衡”的比例原則，也是憲法對人格尊嚴保障的具象化落實，還高度契合懲戒與教育相結合的法治精神。

須知，從2019至2023 年，全國公安機關查處治安案件的數量達4035萬件，年均807萬件，其中90%以上是警告、小額罰款等輕微違法。若讓這些一時沖動或認知偏差導致的過錯，成為伴隨終身的“人生污點”，顯然超出了懲戒的必要限度，與過錯程度失衡。

從現實而言，每年數百萬被治安處罰者若長期被社會排斥，不僅關乎他們的個體命運，更可能催生龐大的邊緣化群體，形成“違法—懲戒—排斥—再違法”的惡性循環。新規正是要打破這一困局，讓完成懲戒的人有機會回歸社會，從“潛在風險源”轉變為積極的社會建設者，獲得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

公眾最大的疑慮，集中在吸毒記錄封存“是否縱容違法行為”“是否為特定人群開綠燈”。這種擔憂，是對毒品危害的深刻認知與對公平正義的執著追求，這可以理解，但也存在對制度設計的誤讀。

首先，封存不等于銷毀，記錄依然保存在公安系統數據庫中，只是常規查詢渠道被屏蔽，并非一筆勾銷違法事實。其次，查詢例外條款是公共安全防線，有關國家機關因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仍然可以依法查詢。第三，該制度具有普適性，覆蓋所有治安方面的違法者，無論是普通人、官員、企業家、明星，都適用同一標準，不存在“選擇性保護”。

封存不是縱容，改過應有出路；法律人人平等，杜絕特殊保護——這是新規的法理與人情。

當然，輿論也作出提醒：一項良法的落地，不僅需要清晰的制度設計，更需要做好“邊界界定”與“公眾溝通”。比如，避免將“吸毒記錄封存”簡單曲解為“吸毒合法化”，就是當前普法任務中的當務之急之一；如何杜絕手握權力者濫用新規、獲得超越普通人的好處，則是一個需要長期保障的執法目標。

另外，新規明確了“封存是原則，查詢是例外”的底線。如何將查詢權限嚴格限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從源頭上防范權力被濫用、保障個體權利免受侵害，這個問題其實更值得擔憂與重視。

要讓公眾心悅誠服，需進一步細化操作細則。比如，明確哪些崗位屬于“法定查詢范圍”，建立查詢權限的分級審批機制，對違規查詢、泄露封存記錄的行為設定嚴厲追責條款，讓“封存”不被鉆空子，讓“例外”不被泛化。

新規實施后，真正的考驗不在于條款本身，而在于執行中的精準把控，即如何讓封存制度既為知錯能改者松綁又不給違法行為留漏洞，既彰顯法治的人文關懷又守住社會的安全底線。

法治守護公平正義。凝聚人心中的共識，法律才能被更好地執行；在最廣泛的心悅誠服中，法治進步才能被更好地推動。